大限将至时，是选择插管、上呼吸机等竭尽全力地去挽救生命，还是放弃一切生命维持措施，有尊严、无痛苦地死亡？

7月29日，记者获悉，北京市已经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北京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卫生行政部门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其实，“生前预嘱”是公众选择“尊严死”的一个重要依据，其目的是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减少或放弃“人为”治疗上的各种手段，让生命处于一种自然、平静、安详逝去的状态。“尊严死”与“安乐死”最大的区别就是，“安乐死”采取了帮助终结生命的措施，比如，为减少病人痛苦，根据病人的意愿用药物帮助患者终结痛苦。而“尊严死”则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等待”措施，是医疗措施的“不作为”。比如，放弃呼吸机和心肺复苏等手段，以及大剂量的药物治疗。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尊严死”与救死扶伤的道德和传统理念相冲突，也有违“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的医学精神。但是，任何生命终有时，当已经确定无法用医疗技术条件恢复病人健康和鲜活生命时，后续的一切医疗手段都是徒劳的，不过是在继续“折腾”病人。比如，有的病人在弥留之际，浑身插满管子、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有的已经被宣布脑死亡、处于“植物人”状态等，此时靠什么手段基本都已无力回天。数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再高明的医术、再先进的医疗设备、再昂贵的药物，也不可能挽救所有处于病危状态下的生命，也不可能让濒临死亡的患者“起死回生”。这里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主动放弃治疗并且选择“自然死”、“尊严死”的病人，该不该支持他们最后的“愿望”？

实际上，很多危重病人离世前都是很痛苦的，而如果推行“尊严死”，让危重病人生前立下“生前预嘱”，无疑体现了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值得注意的是，囿于我国法律、伦理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生前预嘱”并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特别是我国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禁止公民选择“尊严死”，但也没有相关法律支持此行为，也就是说“尊严死”处于法律空白状态。这是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

笔者以为，生命终结是不可逆转的。人类再长寿，生命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和生命的理念不断变化，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实中重症病人维持生命所存在的众多难题。谁都渴望生命的延续，但是当生命遭遇不可逆转的“最后时段”时，是加大救治力度，强加给病人呼吸机和心肺复苏等一切治疗手段，还是从人的尊严出发，给病人一个安详、完整的“最后时刻”，这是需要尽快进行法律思考的严肃问题。

目前，民间已经成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卫生部门也在积极“观察”事态的进展。但鉴于目前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支持，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在倡导“尊严死”方面存在很多的难题和障碍，尤其是在推广过程中，或许会出现一些技术问题、法律问题，为此，有关部门理应针对民间倡导和推广“尊严死”的做法，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调研，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填补这一立法空白。毕竟，只有法律跟进和支持，才能为那些选择“尊严死”的人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也才能够有效保障其生前和身后的一切合法权益。(记者 舒心萍)

实习编辑：段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