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绪：危机中邓小平冷静判断 钱其琛联合国收到小纸条

第一位嘉宾是前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大使；第二位嘉宾是前中国APEC高官、中国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大使。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那时中国领导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摒弃阶级斗争大力发展经济。请教两位，当时在外交领域上，中国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我们有没有对之前一些错误的外交思想进行纠正？

杨成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改革是对内而言，开放是说要改变以前文化大革命期间封闭的做法，而是和国际接轨，对外开放。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在当时也就是说在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始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那我们的国际环境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呢？他反复考虑之后，觉得确实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受到美国的威胁，要对我们实施核轰炸，我们也受到苏联的威胁，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甚至在前几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前首相佐藤也提出，一旦日中发生战争，希望美国对中国实行核打击。所以，我们当时的处境确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提出来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小平同志反复考虑之后，觉得整个的趋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做出判断，经过全世界人民的努力，世界大战现在是不会爆发的，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我们的经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他提出来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不管谁搞霸权主义我们都要反对。第三点，我们和各国都友好。所以在三中全会的几天之后，我们首先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其次，在随后的年代当中，我们又提出来和苏联关系的正常化，这在1985年实现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的增长，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也不断地密切了。所以到2005年，我们的胡锦涛主席又提出来“建立和谐世界的问题”。可以说整个过程是中国外交不断发展的过程。

王嵎生：当时我想在外交上来讲，也面临着拨乱反正的问题，当然时代有所不同了。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判断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打不起来了。第二个是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这两条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我们当时领导人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也是借改革之风，开始了他在外交政策上做一个调整。我们知道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国际上也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事件，当时我们在外交领域上也碰到了很多困难。请问两位，当时我们具体遇到了哪些障碍？

王嵎生：当时形势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冲击是很大的。纵观当时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做大使，回国一路，经过墨西哥、纽约、华盛顿和东京好几个地方，我所接触到的我们内部的朋友，应该说悲观气氛还是相当重的。认为苏联解体以后，下一个矛头就对着中国了。那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和个别的欧洲国家几乎是弹冠相庆，基本上认为下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该轮到中国了。我碰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他们也很担心中国顶不住，总体来讲有一种悲观和担忧的气氛。

主持人：针对这种悲观的气氛，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战略上开始布局的？

王嵎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当时邓小平同志非常明确的提出来，要冷静观察它到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同时要抓住机遇，有所作为。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当时并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苏联加速解体瓦解对中国的利弊到底怎么样？当时中央的判断就是苏联解体，即使是完全演变成资本主义，也不比当时搞霸权主义的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一解体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100万大军，在蒙古的30万大军都要撤了。原来在我们周边有些国家是跟着苏联霸权走的，对我们不太友好，这时也不得不变了。美国和欧洲、日本，它们要消化苏联也不那么容易，因此也不可能一下子转过头来对付中国。而且中国这个大块头，它们也还是需要的。当时得出一个结论，是希望大于困难，机遇大于挑战。苏联解体，对中国未见得不利。这种判断对我们整个外交政策的制定、咨询、实践是很有意义的。杨大使当时一段时间在外交部做政研室主任，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杨成绪：我的观察是这样的，我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当时面临外交封锁，怎么打破它呢？大家都知道，在“六四”风波之后，布什总统一方面对我们进行制裁，和其它的欧洲、日本国家宣布对我们进行制裁、停止部长级别以上的往来。一方面，他又派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秘密来访问中国，以后又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公开访问。这样双方达到了协议，尽快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希望早日使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

我记得很清楚，在1989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杀害了，这对西方国家来讲是一个迹象，他们认为东欧都会发生剧变。特别是在随后的几天之后，布什总统又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在马尔他会议，这次会面之后给美国人一个印象：苏联内部困难重重，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日子过了。对美国来讲，这意味着苏联对美国的核威慑终于减缓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觉得中国的前途怎么样呢？以我的判断，当时至少在美国高层人士里头有这样的想法，觉得中国也是维持不久的。后来看到中国在整个1990年的发展还是平稳的，特别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想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攻打伊拉克。那么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需要考虑如果这个决议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决议就通不过，美国也不能采取行动。这时美国又开始重视中国的作用了。

我觉得，确实在我个人经历当中，也遇到这样的一些场合，使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在12月，联合国要通过一个决议攻打伊拉克。当时的前副总理钱其琛率团出席安理会会议。当我们一走进大厅的时候，就看见美国国务卿立刻站起来和钱其琛副总理打招呼。当我们坐下来以后，我们就看见美国国务卿写了一张纸条找人送过来，钱其琛副总理笑笑就收了下来，我当时坐在钱副总理后面，很想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内容。那时正好要投票表决了，我也不好说。回来之后我问钱副总理上面写的是什么，钱副总理说上面写着“我向你问好”。安理会大厅开会的二层是记者报道的地方，也就是说，美国国务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他的这个举动也就是说，你们大家放心，安理会的投票不会出问题的，因为中国会支持美国的。这点给我印象很深，在90年代每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钱副总理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外长都进行会谈。我记得欧洲国家，首先是西班牙外长，他说我要作为西欧国家的第一个外长，在“六四”之后访问中国。在欧盟的三架马车会晤当中，希腊外长的发言是比较友好的。他特别讲到，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相信中国是会根据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哲学理念来处理好自己国内的问题。这使我们感到他讲的话和其它的西欧国家有所不同。这样也就到了1992年之后，李鹏总理率团首先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三个南欧国家。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西欧国家那时候对我们的态度还不像南欧国家这样友好积极。

通过这些活动，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和美国保持关系。同时，在欧洲寻求突破点。在欧洲要重视做好南欧的工作，这样随之而来最后是全面的突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我记得最近也有一些文章讲到，我们只花了两年的时间。

（环球在线：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