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的国家模式也是多维的，但这一多维化体现在其他方面，并且较前者更为复杂。其中，必要的经济改革是最显著的特征：从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增加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在国际经贸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从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在逐步放开，户籍改革制度也在稳步进行，环境保护问题也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社会保障在不断扩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梦将得以实现。这一全体中国人民的梦想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国家的繁荣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你还是个穷人的时候，经济就是一切；而当国家逐渐富有起来，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以外、其他方面的考虑和需要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雄心所表达出来的自信是惊人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长久以来以谨慎和冷静著称的领导层，及其文化和民族。

中国梦还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体现了国家和社会中不同种族间的关系。此外，中国梦还指出，国家梦与个人梦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众多个人梦想的实现。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年轻人对未来积极乐观的态度上感受得到。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阐述的那样，每一个中国人都将经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他们将更加与世界接轨、更加全球化、更加投入、更加自信、心胸更加开阔、更具环保意识。总之，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是整个民族的梦想。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到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它的含义包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现象，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比如唐朝和宋朝）的伟大成就都能表明，无论按照哪个时代的国际标准，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都能称之为伟大的国度。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着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共同命运。而在这一全球化的时代，这一梦想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关乎国际社会的现象，它的实现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改变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部分。事实上，这一部分是中国梦中最大胆的一部分。

我们思考中国梦可能转变、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可以回溯中国当代史。从1978年到2013年，我称之为邓小平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关注当务之急。在走向现代化和脱离贫困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人不得不缩小焦点：既不能迷恋过去，也不能梦想未来，而只能专注现实。因为无法抗拒的现实需求，在中国，历史只能罕见地退居次位。在2005年至2008年我写书期间，我震惊于这样一个发现，即对中国未来的思考通常没有建立在参考其历史的基础之上，现实危机使得历史思考成为奢侈品。我觉得，当习近平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审视历史——不仅是建国后而是更远久，历史视角与现实思考密不可分的时候，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画上句号。

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十九世纪末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急剧衰落影响了国内完整性和国际地位。已故美国历史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说“中国身为不折不扣的文明体系却想混入民族国家之列”，在十九世纪末囿于自身弱点而适应国际体系的欧洲规范。然而,中国不再弱小；恰恰相反,她日益强大。她的崛起显而易见：从静默垂头的变得自信豪爽。白鲁恂所描述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尚无法对白鲁恂提出的问题给出具体答案，但是，这些问题在因衰落、后退而被搁置于历史书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后，终于开始被探索并进入议程。白鲁恂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成为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另一个是如果中国不再因弱小而不得不适应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特点和历史去修正和形塑体系，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我们还都没有答案，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中国的不断崛起将大大影响国际版图，这可能是自英国工业革命后对当今时代的最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现行世界体系可以得以持续，它可能发生难以计量的变化。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变化可能难以避免，然而，当下关于世界体系未来发展的讨论，即全球政治及其构成要素——包括民族国家，都被缩小到对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制的讨论，这无疑是迷失于细节，无法顾及大局和看清左右成败的大问题。这折射出对超越当前世界体系认知能力的不足，对根本性变化预见能力的不足，以及对巨大范式转变接受能力的欠缺。思考中国崛起就是需要这样的思维。当世界不再由世界15%人口所构成的西方来主导和代表，而是被85%世界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取代，中国成为最重要代表；我们需要大大丰富想象力来预见这样一个世界。届时，我们现行的民众国家体系优势将面临质疑，不单中国作为文明国家难以融入传统欧洲的民族国家规范，其他非西方国家，如印度，伊朗，土耳其和尼日利亚，不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以前西方殖民地没有选择的余地，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但想象一下，在一个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后西方世界里，中国成为催化剂，可能出现更具多样性的国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