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际冲突的加剧

前面说了,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是一个迅速增量的文学,出现了“七代同堂”的盛世景象。在社会发展变化不快的时期,产生的变化不多,这些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或许不会有冲突,也就是说,“代沟”只是被隐藏在审美观念之中,而不会转化为外在的文化冲突事件。但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快速变化,将代际冲突推到了文学的前沿。

1、代际冲突事件

举几个例子,一个是1998年有一个很大的文学事件叫做“断裂问卷”,这个问卷有56个人作了回答,而且整个问答在《北京文学》上面发表了,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发起者韩东等人都是60年代的作家,对文学前辈的否定非常强烈,说中国作协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是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否定是为了昭显自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新世纪以来我认为韩寒是一个突出的代表,2006年有一个事件是“韩白之争”。中国社科院的白烨和韩寒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严格来说是一个代沟的问题,白烨和韩寒站的角度不同,两个人观念不同。起因是白烨写了一篇文章,谈80后作家的创作与未来,里面谈到了80后的文学进入了市场,但没有进入文坛,没有得到文坛的认可。韩寒看到后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里面的话语非常尖锐,甚至说“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两人于是在网上开始展开骂战,媒体也迅速介入,最后是白烨招架不住,把博客关掉了。当时有2000多个韩寒的粉丝在跟帖,全部都是痛骂的话。这里面其实也就是一个代际冲突的问题,白烨的判断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而韩寒所要否定的正是这种传统秩序与观念。个人就是个人,绝不代表群体,否则意味着对个体的不尊重;市场就是一切,拥有了市场就意味着拥有了任何作家身份的合法性,相反,那些没有市场地位的作家,其身份的合法性倒是值得怀疑。

另一个事件就是2008年“韩郑之战”,也是韩寒。河南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从呼吸到呻吟》,因为参加起点中文网举办的“全国30省市作协主席小说竞赛”并获二等奖,被韩寒讥讽道:“他已领悟了网上‘标题党’的精神。”该论战虽然攻讦意味十足,但核心问题仍然呈现出来,那就是:在“80后”作家的心目中,传统作家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体制化的附庸,“国家豢养”的产物,而他们则是“独立的自我”,是一个自谋生计、为自我写作的自由群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观念。我们这代人或者是之前的人,是集体化成长的,我们是被“规驯”的,我们每做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要符合某种主流价值形态,符合公众的东西,要突出的是一个社会意义。“80后”这一代人不一样,他们懂事以后已经完全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了,他们是利益至上、自我至上,再加上他们又是独生子女,小皇帝,自我意识很强,所以两代人写文章是会出现差异的。你看60年代的作家、50年代、70年代的作家写的文章完全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事件,80后作家张悦然的,她编的那本杂志叫做《鲤》,到现在我都搞不懂她这本杂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还有《最小说》、《悬疑志》、《最女生》,这些杂志的名称我都搞不懂。张悦然去年2月面向同辈写手策划了一次问卷调查,让他们谈谈对前辈作家的看法。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反馈信息是:“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存在的作家们,如今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我们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一批作家。”“上一辈作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肯定是受过先锋派的影响,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不一样。但后来却发现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当然这些否定意义都是很牵强的,因为文化是承传的,它有必然存在的关系,你不可能断裂。谁都明白,文化的历史承传是不可阻断的。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领袖曾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孔家店不仅没倒,如今还遍布全球(即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因此,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某种日趋剧烈的“代沟”现象——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日益加剧的代际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所导致的代际冲突。这种现象,主要是通过后辈对前辈的“藐视”,颠覆了传统伦理中的长幼之序,很容易使那些“傲慢”的后辈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被扣上“弑父”的帽子。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来是一个代际的“差别”,却演变成代际的“冲突”,而且冲突不断加剧。用世界最权威的代际理论专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话来说:社会变化越快越大,价值观念差异也就越悬殊,代际差别就会更加明显。

2、不同代际作家作品对比

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强调正面书写重大的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自觉追踪宏大叙事。他们喜欢作家的社会承担角色,像官场小说之类,多半是由他们来写。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可能性状态。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刘庆邦的《兄妹》,还有一个是朱日亮的《走夜的女人》。一个是50年代生的,一个是60年代生的,两篇小说都是写“暗娼”生活,但前者明确地指向道德,而后者却盘旋于人性。

《兄妹》里,妹妹并不恨自己的堕落行为,而是痛恨嫖客,尤其是当她发现二哥也在和暗娼鬼混时,更是愤怒和绝望,但二哥却不以为然,还恬不知耻地说“兴啥啥不丑”。这里,作者拷问的,完全是道德伦理问题。

《走夜的女人》却极力规避了一些外在的情节性冲突,而代之以隐而不露的方式,在暧昧的状态下进行着内心化的叙述。无论李夏还是吴银娣,都努力将肉体交易放到幕后,以期挽留内心里那份极度脆弱、一碰即塌的人性尊严。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虽也强调个人化特色,但更多地迷恋于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传达,习惯于对都市缝隙之中个人生存感受的精细临摹。

对于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写作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一种文化消费的需求,一种探寻时尚生活、奇幻想象、悬疑冒险的审美体验,一种远离主流历史和大众现实的独享性写作。他们习惯于“小我”而不是“大我”;他们强调的是“利己”而不是“利他”;他们崇尚的是“感官享受”而不是“形而上”的沉思;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市场消费指数而不是艺术的经典价值。

在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一个是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另一个是张悦然《一千零一个夜晚》,两本小说都讲了代际的问题。前者写老辛对自己儿子的女友张茜之所以由挑剔发展到愤怒,并不是张茜有多少过错,而是老辛面对张茜时有着特殊的惶恐。这种惶恐意味深长,既包含了家长权威的动摇,又有着隐秘欲望的诱惑。张茜到老辛家之后,从烧菜、喝酒、放鞋、甚至与儿子的悄悄话,都在颠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威信和尊严,而张茜那双充满生机的眼睛,以及青春的身体,又挑战着老辛的心理。

后者通过少女“我”与杜仲之间奇特的肉体交流,从而透视了这位与父亲同代且异常委琐的男人失败的一生。它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意味,也颠覆了爱情的神话。肉体的存在对于“我”来说,只是打开别人往事的通道。尽管杜仲的人生像破败的风景一样掠过自己的眼前,但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情感波动。“我”只是沉迷于这种窥探的游戏,而身体仿佛在“我”的意识之外,有点穿越小说的味道。

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表达现实,从“50后”到“80后”,他们的精神视野和使命意识,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他们的主体意识,包括作家对大众经验和现实秩序的规避姿态乃至于质疑姿态,却呈现出一种“递增”的倾向。

虽然这种代际差别并不意味着艺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它在本质上已经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学“载道”功能的逐步衰退,也折射了新世纪作家宏观思考中国历史与社会进程的热度和力度明显减弱。

这种代际差别(含代际冲突),既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多元的表现,也隐含了不同代际作家在审美观念上的变化。

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是“80后”和“90后”的天下,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必须由他们来掌控。因此,从代际差别上关注他们对文学观念的变化,将具体前瞻性的意义。所以这个代际冲突,我认为没必要去忧虑,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几个意义,一个是表明了后代对前代的超越,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这是好事,在超越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我认为是正常的。第二是不同代际的不同追求,体现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阅读趣味。第三,体现了现实社会的真实向个人生命的真实的转向。以前的作家动不动就是关注重大的社会事件,他们面对的是社会的真实,现在的作家则只要面对个人生命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