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直接切入为什么连续四次做这个提案：“影视产业是版权经济，剧本版权是一切影视产品的母体版权，改编的剧本版权由文学原作版权衍生而出。因此，增设改编剧本奖既奖励了改编者也鼓励了原创者。然而，政府部门用‘涵盖和包括’推诿式地答复我们，三年里没有和我们当面交流，没有一次电话沟通，也没有找我们去商议，而是用盖个红章的公文回复了之。”我不留情面的严肃批评，激起了委员们共鸣的掌声。

我的“冒傻气”出来好的结果，最先收到了广电总局的答复意见“将原有的两个优秀编剧奖名额分为优秀原创编剧奖和改编剧本奖各一名。同时与中国文联等部门沟通交流，协商在其他全国性影视评奖活动中增设‘最佳改编剧本奖’进行奖项分设制度。”

我把答复告诉了张抗抗，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政府部门对于委员的直面批评是能听进去的，并认真改进。忧的是，一个简单的涉及剧本奖励制度的提案，前后费时四年之久，那么面对着文化强国的建设，有多少制度要改革要创新，政府部门如何大开敢谏之路，广纳逆耳之言，认真处理代表委员的议案，博采群谋，科学决策？

我的“傻气”是在人民政协里熏蒸出来的，言不逆耳不为谏，谀言奉承非委员。

连续三年提交一个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王 名

连续三年提交同一主题的提案，是深感人口问题关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两会召开在即，这将是我第十一次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算得上是个“老委员”了。过去的十年，我带着敬畏，带着感恩，更带着责任一路走来；接下来，我希望在议政建言的征程上再接再厉，不负人民的重托。

2011年我国公益慈善领域出现了诸多乱象，形成所谓“公信力危机”。我带领研究所的各位同仁，组织力量开展了深入调研，并研究借鉴美英等国相关法律和制度规范，起草了《关于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建议案》并召开提案专题研讨会，征求各方的意见。这一提案后来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2010年以来，我和刘大钧委员连续三年就“放开二胎”问题提交提案，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应，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最早提出这一提案的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联系并访问了人口领域的许多知名专家，在认真进行文献研究和访谈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提案稿，征求了人口学界多位专家的意见，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我们提交了《关于放开二胎、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这一提案提交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年，我们针对国家计生委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的办理答复，做了更为深入的调研和论证，其间得到顾宝昌、李建新、王丰、蔡泳、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家的指导和支持，他们对提案稿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修改提交了《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建议案》。2012年，我们经补充调研、访谈和补充数据资料，继续联名提交了《关于停止一胎化、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呼吁》的提案。

两会结束后，我收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提案答复函。函件对我们的建议做了肯定的表态，认为我们提出的放开二胎等观点，对研究论证有关政策思路和框架“有重要的启发，我们将认真研究”。这一表态，尽管离我们的提案要求尚有很大距离，但已看得出明显的进步。

“说了不白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陈怡霓

建言有质量，参政有成效，在广州形成了良性循环

过去的五年，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的五年。在广州，不仅划出了制度建设的轨迹，也留下了许多民主协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