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民俗源远流长，代代传承。据史料记载、民间传说和考古发掘可见，早在新石器时期，反映东夷文化的民俗就在山东地区大量存在，诸如饮食器物、衣着妆饰、生产工具、成年礼仪、婚姻形式、墓葬类型、图腾崇拜、山川信仰等，都显示出史前时期山东民俗的特色。商周时期，特别是齐鲁封建之后，山东曾经出现过列国殊俗的局面，但随着孔孟学说的形成，便逐步树立起齐鲁礼仪之邦的整体形象。从此，以“礼”为核心的山东民俗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处于主导地位，“风近邹鲁”经常被各地取为评价民俗的准则，到今天对国内乃至世界仍然产生着影响。

历史上的齐、鲁民俗之别，对后来山东民俗的地区差异与复杂多样有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一史实有力地说明民俗的形成及流变是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而这与之相关的状况又时常因地而异。姜尚治齐，采取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因此齐俗继承东夷文化传统，较少受宗周礼制的束缚，其通商惠工、尊贤尚功等行事，更带有商品经济的色彩。鲁俗则试图用周礼来替代原有的文化传统，其敦本抑末、崇礼重教，更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齐鲁风俗虽有如上区别，但是，同源于东夷文化的传统，又都以礼义为民俗思想和民俗行事的核心，齐地化礼成俗，无为而治，鲁地以礼易俗，广行教化，方法的不同，并不能改变基本内容的一致。这一时期兴起的孔孟儒家学说，对山东地区包括民俗在内的传承文化起了极大的规范作用。孔子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就是对这一时期山东民俗文化殊途同归的一个基本概括。

山东民俗，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表现出自身的多样性、地域性。山东腹地济南、青州、泰安、兖州一带，一向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古四民有常业，六礼有常仪，岁时有常节，衣食住行有常制，其民俗传承对周围地区有典型意义，可作为山东民俗的代表。这一地区的曲阜、邹城为孔孟故里，泰安有五岳之首的泰山，民俗特色尤为显著。孔孟家族习俗不仅影响当地，而且远及于国内外。孔府的家族亲族俗制、祖神祭祀、婚礼丧礼、年节习俗、衣食住行是大家望族习俗的典型。泰山是历代皇帝封禅之地，也是百姓朝山拜神之所，是研究民间信仰的一座活的标本库，也是开发民俗旅游资源的一个热点。

东部沿海地区，渔业习俗和外出经商的习俗最为突出。渔村以日照、荣成、蓬莱、长岛等地最具典型性。蓬莱、龙口（黄县）、莱州（掖县）沿海地带居民，沿袭“齐人好逐利”的传统，外出经商的习俗历代不衰。蓬、黄、掖的“买卖人”不仅在东北有很大影响，在京、津、沪等地也多见他们的足迹。

鲁东南的沂蒙山区，古代文化发祥较早，既有山地特色，又较多地保留着传统 的民俗事象。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良风佳俗，在新中国建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鲁西南、鲁西北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民俗事象与古老的黄河紧密相连，独具特色。其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民间工艺（如剪纸、刺绣）等，都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山东的城市民俗也能独成系列，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类型。济南是一座千年古城，旧街巷、老字号、古风古俗遍地。它同时又是一座泉城与湖城，北国江南的风采为天下所独有。青岛是一座百年之间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现代城市的气氛最为浓烈。烟台城市的发展，以明代防御所城为起点，在近代逐渐将周围村庄纳入市区，最能显现城乡汇融、土洋并存的特色。一方土产与特别技艺，往往造成地方的特有风俗，因特产而形成特别风俗的。

元、明、清三代繁盛一时的京杭大运河沿岸的码头城镇，如山东地段的德州、临清、聊城（东昌）、济宁等，受南北漕运影响，风俗与山东其它地区多有不同。这些城镇中大多都有一个竹竿巷，集中了江南常见的竹编店铺，街面上开设的茶馆，其铺面格局，卖茶、饮茶大致相同。济宁的玉堂酱园由苏州沿运河迁入，其产品至今保持着江南风格，并且仍用“姑苏老店”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