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拍即合。在制订协会章程时，我又提出了许多有关香港社会社团的运作规则，以供参考。协会成立后，由于我是外资，按照章程，不能出任会长，市里派出时任副市长朱悦宁担任会长，我担任常务副会长。

尽管有市领导挂任会长，但由于是民间组织，经费需要自筹。当时我除了出钱、出地方，还出了一部车给协会办公。为了使协会能有长远的发展，我又提议说：“需要有适合的人来驻会办事、当秘书长，主管协会的运营。”

为此，朱悦宁副市长专门从北京请来郭小慧和王丹亚。他们二位来了之后，非常尽心尽力，再加上政府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协会逐渐成为了政府与外商之间沟通的不二桥梁。直到今天，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仍然是深圳市培育民间组织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除了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外，我还是深圳市社会治安基金会（现为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我来深圳后，目睹在特区初创时期，由于公安力量不足导致治安失序，影响到了外商投资的信心。因此我向时任公安局局长梁达均建议，可以成立一个社会治安基金会，动员民间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治安的维护，奖励褒扬见义勇为、立功的人员和单位；如果警务人员因公伤残甚至殉职，还可以由基金会出抚恤金（当时国家和政府比较穷，他们从机关拿到的赔偿金也不多）。

1992年元月，深圳市社会治安基金会正式成立。除了我个人捐资200万元（人民币）外，为了协助基金会募资，我先后还牵头搞了3次活动，邀请当时香港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以及徐小凤等大腕来表演，最后共募得3000多万元（人民币）。

自1984年到深圳考察建厂算起，我来深圳已经30年，其中有24年我都是政协委员。1990年12月，深圳市政协成立时，我被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还先后担任了深圳市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三来一补”的加工业还是深圳的主要支柱产业时，我就意识到，深圳作为后起之秀，应该尽最大可能避免香港走过的弯路，应该注意发展高科技产业。当时我还就此话题，在电视上和其他政协委员进行深入探讨。我很高兴我的建言在此后的20多年当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变成了现实——如今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了深圳闪亮的名片之一。

香港回归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曾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因此，我大胆提出了“向大陆游客开放香港自由行，以刺激香港的旅游业”以及“内地实施零关税进口香港商品”等建议，当时的人觉得匪夷所思，但近些年，自由行经过试点后，已经全面放开；部分进口的商品也实现了关税减免。

从十几年前开始，我多次就“加强深港合作，两地优势互补”进行了建言献策，例如建议将深圳的物流、货币流与香港对接，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议过关手续化繁为简，将“两地两检”改为“一地两检”；建议让香港人可以拥有深圳身份证，自由进出，促进人才的交流……到今天，“深港一体化”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此外，我还写过很多有关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以及发展农村经济的提案。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在公共事业当中？我的答案是：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很在乎我的国家怎样发展，我很重视我们中国人民未来的发展和素质，所以我有这一点爱心。虽然我在这里投资是在商言商，希望能够把事业发展好，但是我也需要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或者发现有什么更好的途径，当然应该积极反映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