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那么，治理“城中村”将于何处着手？从哪里突破？最近，半月谈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城中村”进行深入采访，发现各地都有不同的思考和探索。尽管做法未必完全成熟，但努力的方向给人以启迪和希望。（《半月谈》2011年第7期）

北京大兴区老三余村试点城乡结合部封闭管理模式，这些社区早上6点开放，晚上11点后关闭村门，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

北京：社区化管理在质疑中前行

冬季不管天多冷，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的流动人口管理员王泽林都会在六点半之前起床，洗漱、吃饭之后，就开始挨家挨户敲门窗，听到屋里有人回答才离开。他说，我们村的流动人口来自全国27个省份，南方人很多，有的不会用炉子，害怕煤气中毒，所以每天早上都要叫醒了才放心。

“晚提醒、早叫醒”是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提供的服务之一。2010年3月，北京市在部分城乡接合部地区试点推行社区化管理，“建围墙、安街门”是这一管理模式的直接表现，因此也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封村”而受到质疑。最近，半月谈记者走进这些村庄，发现社区化管理的内涵正在朝着强化服务的方向延伸和拓展。

三个80%加速“城中村”治理

大兴位于北京城区南部，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城南行动计划”不断深入，大量流动人口涌入这里。近年来，在大兴区黄村、西红门、瀛海、旧宫和亦庄5个镇，形成了90余个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倒挂村，有的村流动人口甚至达到了常住人口的10倍。

由于这些村落大多处于自然开放状态，闲杂人员任意往来，村庄长期管理无序。据统计，近5年来大兴区80%的案件发生在这些地区，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80%暂住在这里，被侵害的对象80%也是暂住在这些地区的流动人口。

“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打架、吵架、丢东西的事儿三天两头发生。”大兴区老三余村，不止一位村民如此形容社区化之前的乱象，“自行车放门口一转眼就没了，村里到底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经各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从2010年3月起，大兴区财政投资9000万元在流动人口倒挂村实施社区化管理试点。其主要措施包括：

——“建围墙、安街门、守路口、设岗亭”。改造开放式的自然村，变为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社区进行管理。村内人员、车辆实施持证出入，村庄主要路口24小时专人值守。

——“三站合一”。建立村庄综治中心，将原有的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巡防工作站合一。同时，在每个村庄的综治中心设立“民调室”，由社区民警与村委会干部共同开展村内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上人防”。按照实有人口2.5‰配备巡防队、流动人口5‰配备流动人口管理员，明确两支力量的职责任务，规范工作程序，发挥辅警作用。

——“上技防”。根据各村街巷胡同的分布、数量等情况，评估每个村庄监控探头的需求量，确定需要安装的点位，进行统一安装。并在镇、村分别建立监控平台，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现村庄网上巡逻。

大兴区金星派出所所长杨凤忠介绍，从2010年3月金星地区16个自然村实行社区化管理以来，当月发案数量同比下降27%、环比下降22%，治安环境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