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三个标志

江凌飞

我谈的问题是全球化与国家安全。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我们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谋划国家安全战略，会有若干个指导原则，比如“利益驱动原则”、“目标中心原则”、“实力估量原则”，还有“环境决定原则”。“环境决定原则”也就是说环境是国家安全的第一要素，是安全发生和发展的舞台，它对一个国家的安全状况，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谋划，是一种最基本的指引。所以，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实际上是讲现在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

现在我们讲“新安全观”或是“新战略思维”，“新”在那里？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搞不懂这些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如果谈到我们的安全环境，我更倾向于不用“全球化”这个概念而用“全球化时代”这个概念。因为全球化这个历史尺度太大了，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进程和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深入的描述。如果从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250年，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如果拿那么大的尺度来说明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的特点，我认为是大而又大，因此，我主张用“全球化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历程中，全球化从量变发生质变，全球化进程进入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标志，第一个就是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冷战之前，世界市场是分裂的，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实行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但是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一状况打破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是在统一的空间里进行。所以，全球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物质标志。

第二个标志是全球化时代有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物质技术手段作为标志，奴隶社会的物质技术手段是木器、青铜器，封建社会的物质技术手段是铁器、纺车，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大机器、大工业生产。最早是蒸汽驱动的机器，后来是电力驱动的机器，再后来是核能驱动的机器。那么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信息技术和网络化。而且信息技术最基本的特点和本质不是快，约瑟夫·奈说过，它最本质的特点是便宜，是价格低廉。所以我认为，信息技术的普世化提供了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个标志是9．11事件。任何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标志性事件，9．11事件正是历史进入全球化的拐点。9．11事件刚发生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事件的意义非同小可，当时所展示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随着这个事件在时间上越来越远去，它被冰水所掩盖的东西会日益浮出水面。9．11事件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9．11事件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是那些对全球体系造成破坏的全球问题的总爆发。所以全球化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9．11事件发生后，它所提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全球治理的任务。所以我们说，和平、发展、治理，或者用我们政府的话来说是和平、发展、合作，构成了当今时代完整的议程，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全球化才真正具有了马克思讲的世界历史，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影响

江凌飞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特点做了新的规定。

第一个影响是它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利益关系。我们知道，安全行为是基于国家利益产生的，就是说，我们奋斗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利益，这是马克思的话，这个原则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变。但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格局改变了，过去的利益关系格局是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也就是“零和对策”。在这种利益关系格局下，指导我们维护国家安全行为的理念是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有很多流派，但是它有个核心问题，概括为：国家基于依靠强力，以自助的方式，凭实力谋生存，在对抗中求发展，通过战胜和制服对手来赢得自身的安全。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模式实际上是被对抗与合作并存的利益关系模式所代替，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家利益模式是非零和的。这种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只进行排他性的斗争已经不行了，完全的合作也做不到，所以只有合作和斗争并存。我觉得这是全球化时代对于国际安全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空前增强了国际关系整体性。它的加强有两个基本的推动力量，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信息网络技术，这两个基本的推动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没有任何国家疆界的。由于这两个推动力的交互作用，国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被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整体性空前增强，各个国家在安全上有了高度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损人利己的办法来维护国家安全，自身也得不到安全。比如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冲突了大半个世纪，但是谁的安全也没得到保证，进入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在全球化发展不充分的时候，全球化危机只是部分国家危机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当全球化的危机把矛头对准一切国家的时候，损人利己的模式就越来越行不通，只有选择国际协调合作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整体性背后的问题。

第三个影响是极大地加深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全球化时代与以往时代在安全问题上很大的不同是，过去那种利益切割清晰、敌我友界限分明、非此即彼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复杂化的社会矛盾和国际关系。复杂首先来自全球化的进程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制造了一系列悖论：一体化与分散化，单一性与多样性，民族认同与国家分裂，文明融合与文明冲突，促进稳定与加剧动荡，竞争对话与依存合作，主权维护与主权让渡等。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具有两重性。对两重性的处理不能简单化，必须要把握度，所以政治家在处理国家问题时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发挥。比如我国最后做出加入ＷＴＯ的决策是很艰难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融入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一些主权的让渡，而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必须要坚持。处理中美撞机事件也是这样。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复杂性还来自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传统的东西逐渐式微，但是还没有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反传统的东西逐渐成长，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控全局，所以就形成新旧两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激荡的情况。比如，现在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重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正在盛行。冷战思维、冷战思维背后的现实主义理论依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又在讲和平发展，讲国家安全的新观念。

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外国人很感兴趣，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既然选择了和平崛起的道路，为什么还要发展国防，还要两位数地增加国防费用？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世界上还有战争因素存在，现实主义的东西虽然在衰落，但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我们还不能丢弃实力政策这把有用的刀。美国霸权主义固然可恨，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把这个乱哄哄的世界留下来，谁能够管得了。联合国无力提供管理国际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多极世界也远未形成，所以霸权稳定还有需求市场。这些都是全球化复杂性的原因。

全球化时代物质技术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今天任何一个国际性运动进行动员和组织都不需要开会，人们不需要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一地，在网络上发一个信息就可以完成。所以，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可以在网上瞬间完成，一颗小火星、一个小灾难、一件小丑闻可以借助信息现代化的翅膀发生原子爆炸的链式反应，形成全球遮盖效应，而且个体行为可以通过全球的通讯网络被不断地再现、重读与放大。拉登还活着、拉登还在行动，这些事实就是通过网络展示出来的。今天这个社会存在着非对称性攻击，大的力量可以用先进的力量打击弱的力量，弱的力量也可以以小击大。拉登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把美国的全球战略调动了，这就是全球化非常复杂的表现。

我们现在提出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战略，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看到，与过去的时代不同，全球化时代为这一战略的实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全球化时代的矛盾复杂了，国家安全的危险增大了，而在危险增长的同时机遇也在增长。因为一个国家要崛起，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不能被国际体系瞄为主要的国家。所以历史上那些崛起的国家，德国、法国、日本、苏联等国家就是在崛起之后被别人瞄为主要国家，最后形成一种打压的局面，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国政治悲剧。中国要避免这种结局，避免崛起后变为别国的主要瞄准对象，而全球化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它矛盾比较多、比较复杂，因此各国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就不可能集中起来对付你。在“六四政治风波”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小平同志就说，不要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不要把我们说成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新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于我们有利的矛盾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着。在全球化极大地加深了国际安全环境矛盾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中国恰恰有了自己的机遇。当前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要比同我们的矛盾深刻得多，美国要集中精力对付我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毕竟可调动分配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

最后一点，全球化时代的深刻矛盾和它的两重性告诉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切不可犯幼稚病和片面性的错误，面对多大的环境我们就要有多大的战略，就是说我们要两手并用，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这已经不是策略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