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理论和美国对华政策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发展了一系列理论工具来理解国际关系变化和权力转移之间的关联。该理论框架在外交政策界备受瞩目，并看作是“世界政治中最成功的结构范式。”[13] 权力转移理论旨在研究守成霸主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包括德国、日本、俄罗斯还有美国。罗伯特·卡根认为，“成功处理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最佳典范莫过于19世纪末英国对美国的宽容，英国从西半球撤出（加拿大除外）以利于美国扩张。”他补充说，权力转移的过程如此顺利，主要原因是英美都有同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国际秩序抱有相似的看法。[14]卡根认为，俾斯麦德国和明治日本政府的案例都是失败的。守成的霸权如何处理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关乎权力转移的过程是和平还是战争。

权力转移理论早在冷战时期就被用来决定不同战略的选择。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有些人运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雷克和谭门认为，世界舞台上下一个要崛起的大国必定是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国力继续像前几十年那样增长，中国就会在21世纪中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霸权。”[15]许多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论述，预测中美间的差距将会在2050年左右消失。[16]他们认为，大国间的角逐仿佛重现20世纪世界大战前的情形。因此，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将是美国外交最重要的课题。古格勒和谭门发展了一套“大战略”理论来处理这种权力转移。他们认为中美对峙将会象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苏联一样，“一边是非常发达的国家，另一边是一个崛起的巨人”。[17]因此，如何对付中国以及中国如何面对国际体系将至关重要。除非可以设法降低中国的不满意度，否则世界将会面临一场全球战争。

《权力转移：21世纪的战略》（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提出，权力转移理论最重要的要素有三点：“相对权力、满意度和可能的冲突。”核心要素是崛起大国对现存体系的满意度。现存的支配霸权和新兴大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将在两国实力接近的时候大幅度增加，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争议和可能引发战争的区域”。[18]

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中，这套理论分析双方的政策选择和可能的后果。对于美国来说，根据埃佛德和古格勒等人的研究，“美国对中国的不同政策立场是在冲突和融合之间进行摆动”。他们进一步提出，“中美相互协调利益偏好对于防止战争和取得结构性稳定和平至为关键”。否则，中美互生猜忌，“一场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后一种前景将会导致新的冷战，“这远比美苏对峙还要严重”。[19]这派学者还建议，在中美交往中，美国应把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增长的个人因素摆到“最重要的位置”。[20]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自身角度来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中达成共识就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依靠外部环境也依靠其国内发展。尽管美国在中国内部变革中不能发挥直接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可以发挥间接作用使中国接受国际商业规范、并对其盟友施加影响”。[21]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纽约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如何使用其强大国力的不确定，将阻碍美国和其它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许多国家希望中国和平崛起，但没有一个国家会把他们的未来押在这上面。”他的演讲清晰地反映了目前美国当局中对华政策的辩论。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考虑是无法确定中国如何使用其影响力。华盛顿对中美关系逐步形成共识，就像佐利克所言，“中美双方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然而，佐利克讲话的核心是呼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更负责任的“共同责任者”，并削减国际社会对中国内政外交发展的疑虑。“中国有责任加强这个使它获得了成功的国际体系”。[22]美国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全部感觉可以用斯考克罗夫特的一个词概括：“复杂”。[23]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首次被称为“30年的政策整合。”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是，“我们需要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共同责任者。”[24]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清晰的信号，表明美国真正需要考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这不仅反映了最近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当中争论中美关系未来方向所得出的新看法，而且可以看出“权力转移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影响。

台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与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相似，台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变化，50年里经历了若干次起伏。起于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使得中美处于冷战状态，台湾是用来遏制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并被当成反共阵营中坚定的一环。1970年代，中美两国将苏联视为最大的敌人，并且开始营造所谓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时，美国对台湾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尼克松总统率先开启中美关系大门并降低台美关系的规格。然而由于台湾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使得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该法案保证向台湾出售武器，并承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小布什总统第一届任期，美国将中国当成影响其国家利益的头号威胁，美台关系迅速上升，小布什总统甚至表示“要竭尽所能保护台湾”。

美国国防部于2001年发表的四年一次的《国防评估报告》强调，台湾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该报告特别列明了“东亚海岸”的重要性。该区域从日本以南延伸至孟加拉湾，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构成了美国核心战略利益区。[25]华盛顿的一系列声明也清楚地将台湾纳入其安全利益。

“9.11”事件根本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序位。如上所述，中国不仅不再被看成对美国许多核心利益的挑战者，而且在许多关键利益上成为美国的伙伴，如反恐和朝鲜核危机。保持地区和平稳定成为小布什政府战略重点，避免与中国在台海出现军事对抗对于美国集中精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和其他反恐要务至为重要。因此，保持台湾民主制度以及使其脱离大陆尽管仍然关乎美国国家利益，但是却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

从权力转移学派角度出发，控制地区热点十分重要。台湾问题是操控对华政策的钥匙。如果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对抗，美国可能会占据优势，取得军事上的初期胜利，但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只会延迟中国重新控制台湾的时间，一旦中国超过美国，台湾回归中国则不可避免”。权力转移理论警告说，美国胜利后最不受欢迎的结果是中国对现状更加不满。因此，考虑到这种后果，美国可能会在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后采取不介入战争的立场。[26]

上述考虑推动小布什总统公开批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指责其在2003年12月单方面改变现状。2004年10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谈到：“那些主张台独的人在美国找不到支持。”鲍威尔甚至更加清晰地指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享有主权，两岸应当进行协商”，由此“走向我们将看到和平统一的那一天”。[27]

美国政府的这种思维在学界和政策分析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指出，长期来看，大陆和台湾可以“抛开主权，建立基于联邦或邦联的政治关系。”[28]这些讨论背后隐藏的逻辑基础是避免由于台湾独立而引发中美军事对抗。这一点在美国民众中也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佐格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的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继英国、日本和以色列之后的第四大重要的盟友，对比10年前的46%，现在有59%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正面态度。尽管有51%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军事威胁，75%的美国人却反对在台海对峙情况下军事保卫台湾。[29]从美国民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台湾在美国外交政策地位中的变化。

尽管美国普遍认为让台湾和大陆分离符合其国家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已非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况且根据权力转移理论，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成为美国政策重点，同时美国还需要和中国合作反恐以及解决朝核危机。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引发许多华盛顿评论人士考虑是否采纳一项与台湾独立脱钩的政策。2004年12月《大西洋月刊》发表的崔佛·科森的文章建议，如果台湾坚持要实现法理独立并与大陆发生战争，“美国应让台湾承担自我防卫的责任”。[30]

2001年9月11日以后，国际环境的发展总体上对中国安全环境有利，最重要的是，美国对华认识发生很大转变。不过，中国也不能因此就对国际环境过于乐观。正如下文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其中一个令人警惕的信号是2005年2月美日明确表示将台湾纳入其安保联盟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