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重点

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在二战后经历了几次基本性的变化。二战后较长一段时期里，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根据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来打击共产主义。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变为确认可能的挑战，并维持包括经济、政治和战略诸方面的全方位的世界领导地位。这种确认潜在威胁的过程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显露端倪。那时，日本被认为是对美国支配地位的潜在挑战。敲打日本成为时髦。当时的调查显示，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前，更多的美国人所关注的是日本崛起而非苏联威胁。这种情形一直发展到90年代初期，最终美国把确认挑战者的目标转移到中国。

随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已经变成全球和地区的关注焦点。在这20年里，中国逐渐被看成美国潜在的对手。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小布什宣称中国并非美国的建设性战略伙伴而是竞争者和对手。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开始转向中国，双方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

2001年4月在中国海南发生的“EP-3间谍飞机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降到冰点。华盛顿当时焦躁不安，担心这起事件可能升级为中美军事对抗。自此，美国逐步形成了更加清晰的亚洲政策，我把这一政策总结为12个字，即：抬日本压中国，亲台北远北京。具体含义就是“强调日本盟友地位，贬低中国的重要性；与台湾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与中国大陆保持距离”。这种政策具有明显的小布什总统的风格，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亚洲政策很不相同。那时，美国主张中国是一个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申明了“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在2001年那段时间，特别是撞机事件的紧张关头，许多人认为中美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但是撞机事件也给美国一个教训：为了东亚问题是否值得与另一个核大国发动全面战争，这需要从其根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加以认真而精细的权衡。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步入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尽管西方仍把中国视为一个威权体制的国家），这场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对抗，中美两国都认为就潜在的危机处理增进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撞机事件之后，美国对其亚洲政策重新加以思考。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加速催化了这一政策的转变。出于组建全球反恐联盟的需要，美国匆忙而明智地改变了外交政策重点，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而其它议题如意识形态（包括反共和人权等）被放在次要位置。从地缘上讲，如今数十万美军驻扎中东特别是伊拉克，使得该地区变成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则在这一时期相对下降。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

当我们分析美国亚太政策的战略重点时，应看到新保守主义人士和鹰派不仅是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也是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背景因素。美国对华政策或许因为“9.11”恐怖袭击和其它战略考量（参见后文中的权力转移理论）而变得温和，但新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方向。不过，无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温和路线与强硬路线的争论有多么激烈，双方阵营的政策选择都是基于如何更好地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就这一意义而言不会有大的变化。佐证之一就是，即使在“9.11”事件之后，华盛顿的许多鹰派人物也不希望软化对华政策。正如史华兹所言：“强硬派，其中有些是现任政府中的权势人物，看到一个霸权正在浮现。”其所指就是中国。经过几次延搁，五角大楼关于中国军事评估的年度报告于2005年7月正式出炉，该报告预测中国国力正迅速增长，认为中国迅速提升中的核打击力量实际已经覆盖“全部美国领土”。[⑦]报告还声称2005年中国军费预算达到9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位居世界军费开支第三大国。这份长达45页的报告还格外关注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力量对比，强调中国不仅着力发展海军，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提升核打击能力，并断言中国已经具备对美国实施二次打击的能力。[⑧]

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要为其全球反恐战略目标服务。因此无论是庇护还是有利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和地区都为华盛顿所瞩目，例如阿富汗和一些亚洲穆斯林国家由于存在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而成为美国外交运筹中的重头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中国象冷战时期的美国的反苏盟友那样成为支持美国反恐的伙伴。

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重点。因此，处理朝鲜核危机（平壤被视为“邪恶轴心”国家之一）在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京又一次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它主持了六方会谈，并和美国一起发挥了领导作用。

华盛顿外交政策的第三个重点是维护美国经济和贸易的繁荣。经济发展是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着建设作用，与美国一道，为亚太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中国在亚洲摆脱1997年金融危机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同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一直处于经济低迷的日本相比（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国的建设性作用显得更加突出。

上述所有正面因素有助于改善美国外交决策者对中国形象的认识。目前，中美两国关系中只有一个领域，即台湾问题可能引发军事对抗。（下文将会论述）。其它问题如人权和意识形态分歧尽管仍然重要，但相比战略问题和经济合作来说，其重要性则退而居其次了。

2001年到2005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对小布什政府首任任期内的亚洲政策曾作出简评。他认为美国亚洲政策有四个要点：（1）接触中国；（2）加强与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盟友关系；（3）合作反恐；（4）促进自由联合，如经济交往、市场开放、投资经营环境和区域合作等。[⑨]

从美国亚洲政策的重点来看，与中国合作有助于实现在大国合作基础上建立全球反恐联盟的外交目标。在亚太地区，大国合作反恐不能不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国。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强化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盟友关系。美日安全联盟对华盛顿至关重要。寇蒂斯分析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时指出，美国20世纪后半期的整个亚洲政策基于“轴辐”概念（“hub and spokes”），即以美国为轴心，通过双边盟友关系（美日和美韩同盟）使其权力影响辐射到亚太地区。然而，由于亚太国际环境出现新的变化，“轴辐”范式需要修正。他强调指出，新的多边安全框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⑩]例如，六方会谈就是最佳证明，它为未来东北亚安全论坛提供了制度化的模式。这也是第一个中美两国均在其中的多边地区安全制度（还吸纳了俄罗斯、日本和韩国）。与此相似，著名学者福山提议建立一种把朝鲜排除在外的五国安全对话机制，并使之成为稳固的多边制度。[11]

另一种亚太地区安全框架还覆盖了东南亚。以东盟地区论坛、“10+3”机制等为标志，其活动不仅相当活跃，内容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安全领域。美国认为参与这种地区论坛符合本国利益，所以它也担心未来亚太地区新的安全框架是否会摈弃美国。拉姆斯菲尔德在今年10月份访华中就表露了美国的这种担忧，称中国打算将美国从地区安全事务中排除，例如没有邀请美国参加今年12月份举行的东亚峰会、中俄举行的2005年夏季军事演习，不让美国参与在香港举行的多边搜救演习，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提出美国撤出乌兹别克斯坦的要求，等等。[12]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下文将结合在美国外交战略思想界颇具影响的权力转移理论进一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