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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美国布什政府整个东亚政策的大背景下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者首先探讨了美国大战略和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东亚政策的地位，并对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动力及中国的应对措施做出深入的探讨和诠释。作者运用在美国甚为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作为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实质的工具，并进一步以亚太地区的两个热点问题，即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为例来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本文还对美国对华政策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做了分析。

【关键词】布什政府 对华政策 权力转移理论 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 朝鲜问题

【作者简介】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地区比较研究系主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作者：[美]赵全胜

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应对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分析必须置于对布什政府的亚洲战略的整体考察之中。因此，文章首先论述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以及亚洲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继而试图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和新动向，最后探讨中国的应对之道。这些政策互动将为中美关系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意义深远的基础。

在2005年10月下旬访华期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防部长曹刚川会晤时抱怨说，中国在对美政策和作为大国崛起的未来发展方向上所发出的政策信息是“混淆不清”的。同一期间，中国国防部长对美方关于中国快速提升军事力量的断言给以批驳，指出中国的财力主要用于发展经济而非国防预算。[①]无独有偶，在拉氏谈话约一个月之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曾指责中国“缺乏透明度”，同时他还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些来自官方的言论反映出华盛顿决策者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担忧，以及在采取何种对华政策方面的争论。[②]

关于小布什政府第二届任期内的亚洲政策，美国前任驻日本大使阿马科斯特评论说，“连续而非变化是其主轴”。[③]哈里·哈丁则以另一番话言简意赅地指出：“小布什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至少以第一届任期而言，与其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有了变化，不如说是实现这些外交目标的手段选择发生了变化。”[④] 综上所述，解析小布什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的亚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下政府的政策是以此为基础而构建的。

伊沃·达尔德和詹姆斯·林赛在《布鲁金斯评论》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约束的美国：布什的外交革命”的论文，指出在布什外交革命指导下，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三大实践特点：一是抛开多边主义安排和制度；二是充斥了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色彩；三是在所谓“无赖国家”里策动政权颠覆。[⑤]这些外交政策实践基于两大变革性外交理念：第一，为了维护美国安全，美国可以抛开盟友和国际制度的限制；二是美国需要充分运用其力量来改变国际现状。这些新理念被冠之以“新保守主义”而闻名于世，在其指导下，美国发动了后“9.11”时代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上述三大特点的具体体现。

审视小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尤其是东亚政策，我们却发现与美国在世界其它地方的政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亚洲外交中，美国倾向以多边框架来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朝鲜半岛核危机。由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和美国组成的六方会谈是由美国和中国推动，并与其它参与国密切协商而共同建构的地区性安全问题论坛。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小布什总统提出只有多边主义框架才能解决朝鲜核危机，似乎他完全没有考虑过单边行动（如同美国对伊拉克的行动那样）。同样，美国也鲜有提及以“先发制人”来打击朝鲜。人们还注意到，华盛顿很少公开倡导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实施政权颠覆。在2005年7月第四轮六方会谈中，主管亚太事务并出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强调，美国视朝鲜主权“为事实”，美国“绝对无意出兵或攻击朝鲜”，“愿在六方会谈框架下与朝鲜进行双边对话”。[⑥]这些言论折射出华盛顿倾向以多边框架来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正面态度。

由此引发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何美国在东亚和伊拉克所采取的政策迥然不同？

本文将集中分析小布什政府第二届任期的亚洲外交政策，以及这一政策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尽管东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只要美国在中东的大量军队仍继续存在，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优先性显然次于伊拉克问题。战略排序的紧迫性有助于解释美国在东亚和伊拉克所采取的不同观念和战略。文章结尾部分将探讨中国如何应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处理亚太周边关系的战略，包括探讨现下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逆转的几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