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采访)

应永生：

如果不按规定办我们要严厉问责，去年年底统计了是，我们就对于领导干部接听电话情况抽查了13次，通报批评了188人，领导干部问责了5人。

解说：

整整三年，昆明公开领导电话的工作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电话采访)

应永生：

有困难，现在有两个。第一就是有的人用这个电话来推销，联系业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的群众他投诉以后，通过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事实和他说的完全不符。

解说：

三年接通近30万个群众电话，昆明的干部同样无法避免烦恼，但是，时间也在证明着另外的信息，那就是市民的肯定和领导干部的变化。

(电话采访)

应永生：

应该说它也是一种教育，使我们对老百姓应该是说贴得更近了，街头巷尾的很多事情都反映到了我们领导干部这里。这样使我们为民办事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容易找到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行政方式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任新民(云南大学教授)：

电话公布出去首先第一个作用就是它表示我们是真心实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我们一个基本态度。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一沟通大家可能就是变成一种理解，变成一种友好，变成一种贴心。

主持人：

都是公布监督电话，一个刚刚开始，一个已经三年了，我们从细节上做一个对比，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岩松。

白岩松：

这里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山西这一次公布的是个人的电话，是一个移动的手机电话。而昆明公布的是一个办公电话，而且在昆明的这个办公电话里强调了一点，是本人不能接听的话，要安排专人接听。这就接近靠谱一点，而且它还有一个工作时间的界限，也就是八小时之外还是给人预留出来，其实它最初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越界的过程，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现在慢慢进入到一个规范。

我也注意到山西这一次其实面临了很多人，260个人145个没接等等，媒体开始说作秀什么的，也开始进行微调。你比如说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新闻就是它已经要求用一个固话去做一个很好的辅助。那其实如果真有一个很好的固话，不需要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个手机。

另一方面它还要强调要继续抽查，也就是说对它已经发布的这个东西，还要进一步确立某种权威。我特别想说的是，260个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他们不会当着媒体的面说这个举措不好的，他们再烦也不会，为什么？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会决定他们将来的仕途生涯的省组织部和省纪委来制定的这个政策，因此他们都要说好。

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不是在批评山西的做法，首先理解它的出发点和好意，否则它没必要这么大的折腾。但是也许这种做法的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觉得山西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当成一次，真的全新思考政府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跟老百姓沟通该用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如果真的把这件事转变到对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改变的话，有可能山西在政府信息公开和党委的信息公开方面以及群众监督方面也许会走在全国的前面。

主持人：

如果像这样的操作性不是很强，预见性又不是很强的政策

白岩松：

尽早结束。因为为了一种尊严和面子去撑没有意义，不知道记者的电话还会打扰多久？不知道推销书以及要合作的电话还要打多久，真正的要反映问题的什么时候才能打进。

来源：CCTV《新闻1+1》 编辑：冯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