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追求形式更充实内容、讲究衣着更注重实际的文明。“衣食住行”之所以以“衣”为先，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衣着无疑是最大的“内需”，拉动、提升服装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无疑是最大的“拉动内需”。例如，《天工开物》记载，明朝年间江浙一带纺织业非常发达，“十户之内，必有一机”；尤以苏州、松江一代的棉纺织业为甚，民谣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

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运不振何谈衣冠？尽管“康乾盛世”作为举世瞩目的“天朝上国”，有过“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无限风光，但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的衣着也随之不伦不类，不成体统，广大劳苦群众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服装也要与封建王朝的衣冠决裂。于是，1912年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和《服制》法令，明确西洋服饰为民国礼服，传统中式服装开始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改良、演化。终于，中山装和旗袍，逐渐成为民国时期国人心目中的“国服”。

新中国建立，刚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充满了当家做主人的喜悦，穿什么都是主人，穿什么都是衣服，无意、也无暇去考究衣着。但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必须改变当时国人无论男女老少、士农工商，都穿一种颜色、一种式样衣服的封闭保守、沉闷僵化的形象。于是，竞相争穿西装，竟然成了一种象征革心洗面、追求改革开放的时髦，“西装热”再度席卷华夏大地。

今天国家强盛起来，我们走向世界的同时，突然发现：在清一色穿着西装的国际场合，中华民族竟然没有自己的服装！我们的国人，穿着什么走出去？我们总不能老是唱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仍然是中国心”走出去。我们更不能“裸奔”出去。

我对“国服”没有研究，但还晓得，中国文化总得穿着自己的衣服，才能走出去，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和礼遇，争取“美美与共”的共识。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有优秀服饰文化传统的文明，其服饰文化却止步于、淹没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浪潮中。

为此，我赞成北京服装学院袁仄教授的说法，“服饰代表着民族性格及民族特征，是体现民族性的表象符号，民族感和时代感都呼唤着我们创造新的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当代中国服饰，包括国家礼仪服饰。”(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叶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