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深处的科学发展“试验田”

——来自贵州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报告

这是前无古人、目光长远的试验——24年前，在乌蒙山深处、西南贫困带的核心区域，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贵州毕节试验区建立，破解“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

这是天翻地覆、发人深省的巨变——24年后，试验区生产总值增长了41倍，综合实力由全省末位到稳居第三，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3倍；森林覆盖率从不到15％上升到41．5％；少生150万人的同时，人口素质不断提升。

毕节的探索和实践，为我国贫困地区乃至更大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超前性试验，也昭示出科学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绝路突围：在探索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中，高瞻远瞩的决策开启了意义深远的试验

海雀村，地处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拔2200多米的大山深处。在当地的彝族话里，“海雀”是“海一样大的湖”，但20多年前，这里几乎是一片“沙海”，风一吹黄沙漫天，雨一落泥沙俱下。

“那时山上不仅没有树，长出来一点草就被村民的牛羊吃掉。”71岁的原村支书文朝荣回忆说，守着连绵的群山，不要说修房子的木头，就连搭屋顶的树杈杈都要到10多公里外的地方去找。

海雀只是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地处云贵高原接合部乌蒙山麓的毕节，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流域，是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又是西南岩溶贫困带的核心区域。这里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典型，山高坡陡、峡深流急、地形破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尽管生态非常脆弱，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解决温饱，当地农民依然把刀斧和锄头举向山林，在极薄的土层上，饥饿的人们沿着山脚把玉米一层一层种到了山顶。

“都是被穷逼的。”文朝荣感慨，那时人跟土地、树木像结了仇，巴掌大的地都要种上玉米。但即便如此还是吃不饱，只好再砍树开荒，水土流失愈发严重。

贫穷又总是和人口膨胀相伴相生。

因为生了8个儿子，毕节市海子街镇思源村的一个农民被大家称为“杨八郎”，他的原名已少有人知晓。时任毕节地委书记的禄文斌至今还记得在杨八郎家看到的惨状：“全家人蜗居在3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里，简直就像一个大的鸡笼，根本无法挡严寒、避风雨。家徒四壁的屋中仅有一张连床褥都没有的木床，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只能在铺着茅草的地上睡觉。”

“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荒、越荒越穷”——这个“喀斯特贫困恶性循环怪圈”像幽灵，盘亘在乌蒙山深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这方水土已经养不了这方人。

这是1985年毕节的一组统计数据，展示出的“家底”触目惊心——

2．7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贫困人口高达345万人，绝对贫困人口占65．4％；

水土流失面积高达62．7％，相当于每年有2厘米活土层流失，滚滚泥沙流入长江、珠江；

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

文盲半文盲人口超过一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3．8年……

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毕节即使不会走向“人类生存的终点”，也会给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造成难以估量的生态危害。

毕节，走到了“十字路口”——走老路，面临的是绝境；走新路，路在何方？

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新任贵州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刚刚到任就来到毕节，深入贫困乡村进行调研。面对“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严峻现实和难题，省委决策层在多次深入调研和反复思考后，明确提出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战略构想。

绝路突围，尤需正确指向和关键引领。

这是高瞻远瞩的决策——1988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贵州省委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请示，随后，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逐步确立，明确了改革试验的主攻方向。

这是凝聚智慧、合力同心的行动——贵州省委多次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广泛征求对毕节改革试验与发展的建议，统一战线参与试验区建设的帷幕全面拉开。

这也是对世界最新发展理念的敏锐把握——上世纪中后期，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对全球日益突出的贫困、生态、人口问题开始投以更加关注的目光。他们认为，传统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生存需求、又不造成对后代人生存需求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新农村生态文明家园（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