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也是两会农民工代表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现象:“凤还巢”大趋势 “巢”在城镇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人称“农民工司令”,目前正筹划把“司令部”从深圳迁往郑州。两会上,张全收这样解释公司总部搬迁的理由:

“以往招收的农民工,基本上全部安排在沿海就业,现在已有约三成农民工被安排在河南,再过几年,农民工在沿海和内地就业就会对半分。” 张全收的判断得到了多方面的印证:最近,正是农民工节后返岗进城的日子,可是在不少中西部农民工中转大站“春运”已不像“春运”,外出务工人流明显不及往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本地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出农民工的新增数量。

新现象、新数据共同证实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回中西部家乡。

从“孔雀东南飞”变成“凤凰还巢”,可中西部的农民工返乡大多并不“返农”,而是选择在当地的工厂就业、城镇生活。张全收举例说,在河南,仅郑州富士康、海马汽车、格力电器等几个产业转移的代表项目,就可提供近60万用工需求。有从事工业生产的技术,有城市生活的经验,有些甚至拥有“第一桶金”,返乡农民工最有可能率先在当地城镇扎下根来,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难坎:从二元到一体 体制“减法”难做

可是,即便没有融入大城市要面临的“鸿沟”,中西部返乡农民工在当地的城镇化也并非一条坦途,还有一道道难坎要迈过。

农民工异乡打工难,难在二元的社保、教育、医疗等体制障碍难以化解。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颍上县古城镇毛圩村农民刘丽,在厦门打工13年,她对农民工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生活状态有着深切的体会。“我有一些工友,因为新农合无法实现异地报销,导致有病不看,小病拖成大病。”刘丽说。

虽然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户籍、社保等方面已经逐步城乡一体化,但返乡农民工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农字号”,“含金量”不高。张全收说:“户籍、教育、社保等高门槛导致农民工在沿海大城市难以落地生根,最终选择返乡就业,但在当地县城落户,还是难以享受同户籍挂钩的种种公共服务。”

张全收感叹:“政府应加紧破除同户籍挂钩的各项公共服务制度,引导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落户县城,从而带动当地城镇化的发展。以我的家乡上蔡县为例,上蔡每年有30多万外出就业,如果这些外出务工的人最终能有一半回乡落户县城,那么上蔡的城镇化水平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可现实是,从二元到一体,体制并轨需要真金白银投入,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向是一大考验。

隐忧:房价高环境差　生存如何“绿色”

农民工难以在大城市安顿下来,一大原因是高房价筑就了高门槛。可是,近年来,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也水涨船高,房价收入比与大城市不相上下。

张全收说,据他的观察,农民工返乡后,80%以上还是选择在农村盖房,在县城置业落户的还是少数。县城的房价虽然远低于沿海大城市,但相比于大多数返乡农民工的收入来说,还是显得偏高。

春节过后,一些小城市的楼盘就有不少返乡农民工前去看盘。如果这部分需求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用来涨价的“刚需”,那么返乡农民工的城镇化成本必将随房价节节攀高。

农民工返回家乡,背后的推动力在于东部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着产业转移,近年来一些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污染转移,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凸现。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说:“‘吃饭盖着碗,出门捂着脸,一年吃掉一块预制板’,现在中西部地区工厂越来越多,一些县城整天‘云’山‘雾’罩。” 如果城市里水被污染、空气肮脏,不适宜生活,那么“人的城镇化”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

范海涛说,城镇化应该是绿色的、环保的,而不能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吸纳过来,走“黑色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