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在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后,人们发现,这位副部级金融高管虽然不识五线谱,却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甚至曾被业界誉为“天才音乐家”。2006年至2008年,《神州颂》在全国巡回演出50多场,王益一度成为中国演出频率最高、最能挣钱的“交响乐作曲家”。

有关部门事后查明,这位所谓的“天才音乐家”只不过是提了个创意,实际的操刀人是多位音乐界专业人士。而《神州颂》能火遍大江南北,是因为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

“官员靠出书敛财,说明个别官员的贪欲已经膨胀到了一定程度。现在通常在官员工作或主管的领域加强了反腐的力度,方方面面‘盯’得也比较死,于是这些官员就通过其他渠道,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敛财,玩‘曲线救国’,这样贪腐起来更加隐蔽。”林喆说。

提高社会地位、捞取政治资本、敛财成为个别官员出书的“别有用心”

除了落马的“文人贪官”外,在官场中出本书一度也成为某种“时尚”。

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告诉记者,近年来,陆续有一些在职官员送给他一些所谓的“文墨”,闲来无事翻阅了一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遣兴述怀类。个别官员走到哪里都喜欢吟上几首。日积月累,诗稿盈筐,于是要汇编成册。可惜这些诗要么有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式的牵强,要么有一些“关门闭户掩柴扉”式的哆嗦,要么就是有一堆“夏天热呀冬天冷,春刮风来秋结霜”之类的废话；

回首往事类。内容无非是少年时饱受磨难,青年时发愤图强,到如今功成名就,忆往昔峥嵘岁月,免不了痛定思痛的伤感。看今朝,字里行间,既有舍我其谁式的豪迈,又有“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式的得意；

生活琐记类。如某人日记今天记的是自己的反省和自责:“喝酒太多,大醉,这样怎能为老百姓办事啊?”明天记的是与群众欢聚的场面:“乡亲们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真是俺们的好领导哇’。”……诸如此类,一本生活烂账。

文件汇编类。此类书籍汇集的是官员多年的报告、讲演稿一类的东西。“这些文章的著作权或许应该属于官员的秘书,这些书所凝聚的是秘书的汗水,体现的是秘书的水平。”上述老干部说。

“谁都知道,这几类书一般不会畅销,因为读者有限。但一些出版社愿意出,还有一些人专门搞这类书的策划、约稿,就是因为里面有利可图。”这位老干部直言不讳,“这些书的成本费是官员自掏还是‘自筹’?‘发行’工作谁做、怎样做?书籍可观的稿费如何处理?如果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可能会看到藏在书后的更多问题。”

正是由于官员出书腐败诱因太多,许多真正爱好文学的官员都难以为继。

在湖北省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鲁迅文学奖后,便遭到广泛质疑,甚至被称为“文学媚权”。

对此,车延高公开回应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钱权交易、钱利交换的现象和问题。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

“有些官员出书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想把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成书出版,留给社会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说。

“但个别官员出书的目的,确实值得警惕。”李成言认为,个别官员出书的“别有用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就是提高社会地位。

“通过出书,个别官员可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身价。”李成言说。

此外,捞取政治资本也成为个别官员从出书中获取的利益。

据李成言介绍,个别官员在书中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与自己的政绩、业务挂钩,为自己树碑立传、做隐性广告。

敛财则是众所周知的利益所在。“通过权力资源将书推销给所辖机构及个人,然后‘名正言顺’地笑纳卖书款。”李成言说。

“还有个别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手中的权利来找‘枪手’代写,写完之后就与出版社进行以权谋私的交易。而出版社往往认为他是领导,从而提高版税提高自己的书价,这些情况是一般的作者做不到的。”林喆说,“同时,个别官员又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购买他的书,或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这些官员之所以能这么做就是因为能‘独霸一方,大搞一言堂’,当遇到跟他意见不同,不愿意买书的人时,或破口大骂,或采取给下属‘穿小鞋’的方式进行报复。这种情况存在,是我们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