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宝贝异形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丹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海说，它是普查人员从宽甸满族自治县征集上来的。

据那位曾收藏这件异形戈的人士讲，前些年他在宽甸的北部山区工作，一次无意中发现有位农民正用这件戈挖野菜，虽然他当时也说不准这到底是件什么器物，但断定是古物无疑，所以就花钱把它买了下来。

那位持戈挖野菜的农民说，他是在八河川镇东面距一所学校不远处的河边台地上捡到这件东西的，但具体位置已经记不住了。捡回来后，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根本没当回事，就是觉得用它挖野菜挺顺手的。

先人为何制造异形戈

辽西和辽东的先人当初为何要设计制造异形戈？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戈在我国历史上曾被称为 “古代第一兵器”。古时一度盛行车战，作战时，站在车上的兵士以手中的武器相互格斗，戈在当时因钩击功能强而受青睐，被广为应用。

兵士常以手中的戈钩住敌人的颈部或衣甲，然后借助战车奔行之力将对方拖下车，施以杀伤。

另外，在当时的步兵作战中，戈也是一种常用兵器，敌对双方举戈执盾而进，盾前戈后进行搏击，这在先秦时期是常见的战斗场景。

当然，戈在战斗中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当用戈钩住敌人向回拉时，也很容易暴露自身；而如果采取啄击的方式，则戈的杀伤力又明显不如刀和斧等。

那么，戈为何能获得“古代第一兵器”的美名呢？考古专家分析说，戈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武器，同时还是礼器，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有这么多重要的“身份”，自然就抬高了戈的地位。

在我省渤海湾的北岸曾出土过一件铜柄戈，通长为80.2厘米，重1105克，戈柄铸菱格连珠纹，规整精细。它不仅具有夏到早商时期戈的基本特征，而且有自己的特点：铜柄，戈头与柄连铸，这些都极为罕见，应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那么，我省发现的异形戈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郭大顺先生分析说：“它是兵器，但也可能是一种礼器。”

在丹东地区发现异形戈之前，我省考古工作者曾在辽西地区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梁家营子、锦州伞金沟、建昌县汤神庙乡孤山子村于道沟屯都发现过异形戈。

在梁家营子和伞金沟发现的异形戈，专家估计它们的年代应在战国早中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或不晚于战国中期；于道沟异形戈是随葬品，1980年前后发现这座墓葬时，其已遭破坏，建昌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在现场收集到了一些随葬器物，就包括那件异形戈，现藏于葫芦岛博物馆。

于道沟的墓葬在发现之前已经遭到破坏，但通过与异形戈一起出土的辽宁式铜剑、铜戈、陶豆等文物，还是可以推断这座墓葬的年代应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也就是说，早在那个时候，辽西地区就已经出现异形戈这种兵器了。

异形戈代表哪些文化元素

在考古发现中，辽西地区的异形戈常与辽宁式短剑伴出，那么辽宁式短剑与异形戈之间又有何关联呢？

郭大顺先生分析说，从形制上看，于道沟出土的异形戈与伞金沟出土的异形戈是相同的，戈援甚直如同剑身，锋部较长，柱脊直通阑底，有较长且基本对称的上胡和下胡，援身有双槽，阑内侧靠近柱脊处有两个长方形的穿对称分布。但在梁家营子出土的戈就有些不同了，它的援锋较短，下胡甚长，胡起多节尖。我们认为，梁家营子戈的年代应早于于道沟戈和伞金沟戈。

辽西异形戈的戈援两侧起刃，锋部甚长，这与同时期的青铜短剑很相似，又因为它们常伴出，所以我们认为，辽西异形戈是当时辽宁式铜剑文化受中原式戈影响而创新制造的一种新样式兵器。

比如，梁家营子异形戈的长胡上多曲刃，明显具有燕文化铜戈的特点，由此可以推断，这种异形戈是受燕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是燕文化与辽宁式铜剑文化交融的一个成果。

据专家介绍，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夏商时期，辽西地区的青铜文化特别发达，那个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分布密集，文化层堆积丰厚，完全可以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遗址相媲美。

辽西喀左曾连续出土燕侯盂等有关燕侯及其族属的青铜器，这说明早在西周早期燕文化就已经传到了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