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五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十年里，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富于创造精神的方针政策，使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良好的开端。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还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他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提出许多正确观点和主张。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党中央在六十年代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使党在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曲折。这一时期的失误及其深刻教训，对党以后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来源：中联部网站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