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非中国所独有

“愤青”现象非中国所独有。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谋取现实利益而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青年人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带有无可扼制的躁动，不安定和不确定成分，表现为一种集合性的“群体斗志”。在这里，“愤怒”就像氧气，而“青年”正好是可燃物，遇到好的火种，瞬间便可成燎原之势。

1946年出生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岁出头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参与和组织了多次反越战的游行。在个人生活上，也是极具反叛意味，在大学里还抽过大麻；虽然后来他强词夺理地辩称，“只是抽了抽，没有真正吸进去。”

同样，1961年出生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应该算是一个“愤青”。因为对于自己特殊家庭背景和种族身份的彷徨、困惑，也经常喝酒、抽大麻，借以“把那些关于‘我是谁’的念头从脑袋里撵出去”。只不过后来，从自我定位的迷惘中走出来的奥巴马，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奋青”，走上了一条政治奋斗之路。

而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那些追随奥巴马的年轻助选团，为其站脚助威，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于前任政府的愤怒。其实，这些年轻支持者们，也是美国当代“愤青”的代表。

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愤青”的国家，往往正处于深刻社会变动的进程中，而其年轻人承载了除去个人人格成熟以外，更大一层的社会和民族责任。可以说，最有自我感，同时也最有世界感的一代人，才会“愤怒”。

由此推论，我们一直以来引为中国新青年楷模的“五四”一代，其实也属于“愤青”的范畴。他们的愤怒和激情，曾经唤醒了一个民族蛰伏太久了的魂魄之声。

不会愤怒的青年，是没有远大追求的一代人；但是，只会愤怒而不懂得如何超越的青年，又将会把激情变成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期待“鸟巢一代”有实力、更平和

对中国新一轮风起云涌的“愤青”现象，国外的学界和舆论界，都是经历了一段手忙脚乱的调整适应过程的。特别是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的所谓“鸟巢一代”，刚一出场，就让很多自以为了解中国、笃信“历史终结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们，跌破了眼镜。

相当一批美国人，至今都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唯一“愤怒”目标就是要推翻政府，建立美国式民主。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很多时候自己反而成了“惹人愤怒”的对象。

纵观历史，其实在任何一个波澜壮阔、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上，强大国家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对于整体命运和世界进程的强烈关注和把握。只要一个国家的青年人，真正找准了自我感和世界感，那这个国家的前程基本上已经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呼声和心声；也许，这一代年轻人眼中的“天下”，有着历史所赋予的不同寻常的视野。

从这个角度上说，评价现在的“愤青”，也许最好要等到20年以后，当这些“愤怒”变为平实和实力的时候。

编辑：马原 来源：瞭望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