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正确认识“民族主义” “一腔热情”也好，“失去理智”也罢，过去十几年中国所出现的“愤青”现象，也着着实实改变了中国外交战略决策以及国民心理构成的固有框架。

西方评论家往往给中国的“愤青”群体，贴上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虽然没有加上“极端”两字，但“民族主义”一词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连带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暴力扩张倾向”等暗示寓意，则是不言自明的。这本来倒也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对于“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不太清晰，生怕沾上了“纳粹”、“种族屠杀”、“军国主义”的恶名，总是忙不迭地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

其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完成其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当中。可以这样讲，不经过民族主义对一个前现代国家人民心灵的涤荡与整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无从谈起。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其实都是根植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生成宣言。

中华民族虽历经5000余年，但其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的逐步确立成型，也仅仅是几十年前才开始的事情。民族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交往过程中，通过他人的“镜中我”，而渐渐完善确立的。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其真正打开国门，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心态来拥抱世界的年限并不长。因此，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凝聚力、原动力和战略警觉。

被美国统领的西方舆论，凡提及民族主义，必挟带上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注脚。从政治学上讲，这种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提法又是别有用心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无一例外，必然经过民族主义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的一次全面洗礼；但是，并不是任何民族主义，都必然会走向极端，从而引发民族间的冲突甚至世界战争。

这种刻意的模糊，其实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变种。

当然，民族主义所显现出来的群体激情，很容易在特殊的条件下，被特定的政治集团所利用，从而导致非理性的政局变动或是政策异动。这也是无数次被现代国际政治的实例所验证的。

过去几年中，中国先后出现过几波针对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诸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后在美国使馆前的抗议活动，2005年在互联网上发起的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签名活动，以及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抵制法国商品的活动等，都起到了凝聚民意、宣示民族权益、强化国家意志等积极和正面效果。但也不容否认，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或非理性的言行事例，反而给了国外各种势力以口实。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无疑也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和层面。全球化的一体化进程。它不仅使得资金、人员、信息、货物可以在跨国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使得病毒、大气污染物、谣言、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的公共空间内迅速散播。

传媒环境的复杂化，更加剧了一国外交决策的联动性。关于民族主义，流行的说法是将其比作一把“双刃剑”---既能用来伤人，但挥舞得太剧烈，也可能造成自伤。其实，当网络民意以非理性的喧嚣，劫持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时候，网络民族主义更像是一个“没有把的双刃剑”，不仅易于伤人，而且无从把控疏导。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路，是由一块块善良愿望的砖头砌成的。”一腔激情办错事的情况，倒确实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致命软肋。

这里，中国网络空间上对于“愤青”的三种解读，倒是很有借鉴意义。

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

第二种是“奋青”，顾名思义，奋斗之青年也。这类人，不仅有理想，有责任感，而且脚踏实地，为自己和国家的长远目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进取。

第三种是“粪青”，也就是“粪土之青年”了。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一无所长却又鄙视一切，并用扭曲晦暗的心理解读社会，惟恐天下不乱。

凡此三种人，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每个人自有判断。只不过，躲藏在电脑的屏幕后面，鱼龙混杂的“愤青”群体，也确实让人真假莫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