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25日讯（今日早报记者王晨辉）“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飞机制造厂工作，见证了无数次空战，也目睹了太多血染长空的场景，真是太惨烈了！”说到这儿，朱亚泉不禁掩面而泣。

今年97岁的朱亚泉是杭州人，1935年进入笕桥中央飞机制造厂工作。

1937年8月14日，正在厂里上班的他，突然发现天空中掠过一架又一架飞机。没过多久，半山方向传来飞机被击落后的巨大声响。

这就是“八一四空战”的一幕，第二天朱亚泉看报纸，才知道中国空军打下了两架日本飞机。

后来，朱亚泉成了一名空军机械士，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都在为中国战斗机服务，见证了中国空军抗战时期的英勇和壮烈。

和陆军一样，中国的空军部队在抗战时期同样表现不凡，1932年到1945年，壮烈牺牲的空军官兵达6000余人，伤残7800余人，无一人投降。

“八·一四”空战时亲眼目睹

两架日本飞机被击落

虽然已经过去了78年，但是“八一四空战”的那一幕已经牢牢地刻在了朱亚泉老人的记忆深处。近日，在南京的家中，朱亚泉向记者细细描述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在那个年代，通讯远不及如今这么发达，身在杭州的朱亚泉只知道上海要打仗了，其他什么都不清楚。

1937年8月14日下午，他和同事们正在笕桥的飞机制造厂里准备把一架飞机推到外面准备起飞，这时厂区周边突遭日机袭击，不远处的一个油料库被炸起火。

制造厂旁边就是航校，短时间内起飞了多架中国霍克飞机，在半山一带的上空迎击日机。

“那时候，打空战，战机都是平飞的，速度也不快。我看到有两架飞机掉了下来，但不知道是哪方的，心都揪紧了。”朱亚泉说，直到第二天，他翻开报纸才知道掉下来的是日机，感到非常欣慰。

关于“八一四空战”，史料是这样记载：1937年8月14日，日军鹿屋及木更津海军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14时50分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因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差，投弹命中率不高。中国空军第4大队在高志航大队长率领下，驾驶霍克-3战斗机腾空迎战，从云层上摸索到云层下，发现敌机后，立即占据有利位置，展开攻击。日机慌乱投下剩余炸弹，企图逃跑，但中国空军紧紧咬住日机，瞄准开火。一阵短暂的空战，高志航等人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而第4大队仅有1架战斗机轻伤，首创中国空军抗战中一次空战3比0的光辉战绩。

至今仍能用英语

报出当年战机型号

朱亚泉所说的厂，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位于杭州笕桥。1935年，17岁的朱亚泉经人介绍来到厂里当练习生。

朱亚泉说，中杭厂的规模听说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厂里可以同时装配十几架飞机。员工也很多，他的工号是373号，厂里还有七八个外国的工程设计人员，总工程师是美国人阿诺尔德，监理是著名航空专家王助。

朱亚泉所在部门叫机翼部，当时的飞机，是钢木结构的，其中所用的木头叫白银松，从美国进口，三四米长的木头，不能有一个斑点。

“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厂里的管理非常严，每天上班要打卡。笕桥航校就在我们边上，不过我当时和航校学员的接触并不多，就是交接飞机的时候，会简单聊上几句。”朱亚泉回忆说。

在中杭厂期间，他学了很多有关飞机原理、结构的知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机机械工。由于经常和外国工程师交流，他还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至今仍能用英语报出当年每一种飞机的型号。

战事激烈，许多飞行员壮烈牺牲

1937年8月底，朱亚泉和十几个同事被调到位于大校场的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因为当时很多霍克战机需要他们去修理、维护。

“我们的工作类似于现在的4S店修理工，哪里有飞机坏掉了，我们就到哪里去工作。”朱亚泉解释说。

当时的南京，已是人心惶惶，城里聚集了大量的军人，12月的天气已经转冷，很多当兵的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和草鞋。

“这些部队大多参加了淞沪会战，当时是去保卫南京的，后来也基本上死在了南京。”朱亚泉说。

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朱亚泉接手了大量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飞机，不少飞机的残骸上，还有飞行员在里面。

“整个人被烧得像黑碳一样，我们去收尸的时候，肠子还露在外面，那个惨啊……”说到这儿，朱亚泉不禁掩面而泣：“真是血染长空啊！当时的中国只能靠劣等装备，与军事强国日本对抗，简直就是在拿血肉之躯拼命，实在是太惨了……”

参与组装了向日本本土投传单的飞机

就在南京沦陷前的半个月，朱亚泉被派到了衡阳，还是修理作战飞机。他说，当时中国主要的作战飞机就是霍克，性能还是很不错的，机枪口径比日本飞机大，螺旋桨的转速和子弹打出去的速度也是匹配的。

在衡阳，朱亚泉组装过两架马丁飞机。马丁是空军里的轰炸机，当时是从美国运到广州再运到衡阳的，它的机身是蓝的，翅膀是黄的。

这两架马丁飞机，后来也完成了著名的壮举。1938年5月20日，它们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

朱亚泉还记得，当时苏联的空军志愿队和苏联战机也飞到衡阳来帮助中国抗战，坏了的苏联飞机也是由他们维修的。这些苏联的飞行员很勇敢，牺牲的也很多。

在衡阳期间，朱亚泉的身份由一名机械工变成了空军战士。

空战时冒着危险给飞机加油加子弹

随着抗战形势的越发吃紧，连衡阳的飞机都没有几架了。为了集中机械工程人员的力量，空军在郑中南郑机场成立了机械士大队，朱亚泉成了一位空军机械士。

“空战打到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有时候坐车，有时候坐飞机。”朱亚泉说，打坏的飞机要拆回来维修，牺牲的战士要进行安葬。

朱亚泉回忆说，有一架飞机在广元被日本飞机打了下来，为了把这架飞机运回重庆，他们特意买了两艘船，雇了很多工人，花了近半个月时间。

“当时飞机的燃油运送也很艰苦，我们要全程跟着，随带工具、炉子，一旦遇到油桶漏油了，要马上焊好，同时保证油桶不起火。”朱亚泉说，有时候一走就是好几天，路上非常紧张，而他们都没时间休息。

在机场的工作也争分夺秒，一旦有中国战机落地，他们立即要上前检查维修，子弹打光了加子弹，油没了加油。而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机场，因此每一次作业都危机四伏。

“这就完全看运气了。有时候是在晚上进行的，黑灯瞎火一点光都没有，但我们的工作却一点不能耽误。”

得道多助，

中国飞机反而越打越多

虽然一直在打仗，不停地有中国战机被击落，但是中国的飞机，不但没有越打越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朱亚泉说，中杭厂从杭州迁走后，先迁武汉，又迁昆明，最后迁到了位于云南边陲一隅的垒允。在垒允期间，工厂生产了很多P40和P51飞机，及时补充了空军的力量。不过，工厂也遭到了日军的轰炸，为了避免它落入日寇之手，1942年中方主动炸掉了工厂。

得道多助，后来中国的抗战得到了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援助，当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之后，中国的空军力量就更强了。

“飞虎队还带来了他们的机械士，负责修理。不过，一旦有飞机摔下来了，还是由我们去处理的，包括牺牲的美国空军战士，也是由我们安葬的，每一位美国飞行员的身上都佩载有一个耐火的不锈钢的身份标志，这些标志需要交还给美国军方。”朱亚泉说。

1943年，朱亚泉调到西安，还是从事机械士工作。在西安机场，朱亚泉还为周恩来、邓颖超所乘坐的飞机加过油，那是一架美国C47飞机。

“回忆当年，我见过无数场空战，安葬过很多英勇牺牲的空军战士。他们都是英雄，应该被永远铭记。”说到这儿，朱亚泉又一次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