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建设增强发展软实力

施凯

这次制定“十二五”规划，社会建设得到空前重视，甚至被视为规划是否具有新意和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加强社会建设关系到一个城市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相对于GDP、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

一、社会进步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从理论层面看，最终决定一个地区发展前景和后劲的是软实力。软实力的强弱取决于通过社会建设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和使用价值的资源。社会资本是继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后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社会资本是不可或缺、可开发的发展要素，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可以用来创造新价值的投资新领域。

从实践层面看，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已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瓶颈。首先，社会建设滞后已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瓶颈。当前城市运营管理成本太高，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但要政府转变职能，向社会放权，又缺少合格的社会主体。其次，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当前面临的困境也与社会建设滞后有关。再次，当前社会稳定遇到的突出问题，更是与社会建设滞后有关，最突出的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GDP的增长自动解决，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制度的创新。

从上海市情看，增强软实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已成为必然选择。上海正处在第四个十年发展期，也是发展的转型期。一方面，传统意义上靠投资拉动、土地批租、区位优势获得的发展先机正在逐步丧失；另一方面，走向高端的产业经济，人才优势的发挥，都对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所幸的是上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先人们的思想智慧给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内涵。

二、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增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处理好自治和共治的关系。由于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加之社会管理尚未完全摆脱政府包揽的局面，因此，基层社会的自治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应该成为当前解决社会问题比较现实的选择。从共治的角度讲，一方面要解决民主选举很投入，而民主管理、决策、监督缺乏制度支撑的问题，使群众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常态化；另一方面要搭建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平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就是个很好的载体。

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德治和法治都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但有很大不同。德治是教人往上走，属倡导性；法治有强制力，但法不责众。特别是两者不能混用，否则社会难以稳定。德治和法治现在面临的不是加强哪个的问题，单靠教育和处罚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在于学法、守法、用法要内化为每个公民的自觉需求。

处理好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权利义务并不是两个孤立的行为，只强调义务，难以坚持；只强调权利，缺少实现的基础。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资源的短缺将会长期存在。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社会是无法维持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分配的相对公平。

三、推进社会建设、增强软实力的主要选项努力推进民生改善。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问题的本质是民生问题。城市管理顽症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比如群租屡禁不止，反映了住房政策设计缺乏全人口概念，在考虑户籍人口住房问题的同时，没有同步考虑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乱设摊，反映了多样化就业政策和对低收入人群需求照顾的缺失。但是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政府的责任不仅是加大投入，更不是简单的给予，重要的是通过民主决策，创造群众自我管理的机制，在花钱办实事的过程中培育市民的公共意识。

努力扩大社会参与。现在在一些社会矛盾的处置中，社会力量的作用正越来越显现出来，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政府要完全从运动员、教练员的位置上走下来有个过程，因此，政府处置社会问题的公信力必然会受影响。同时，社会组织还是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

努力打造诚信社会。不守诚信的社会是管理乃至交易成本和风险很高的社会。服务经济对社会诚信的要求更高。打造诚信社会可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我们还应逐步扩大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由目前仅在金融机构使用扩大到经商投资、公共服务、职业录考等各方面，把守法的主动权和成本核算真正交给公民自己，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城市管理的被动局面。这在技术、法律层面已没有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决心。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