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博是国家文化发展的缩影

记者：当年，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任陈列部主任；如今，您又见证了新国博的诞生。作为一个老国博，您认为新国博的诞生对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意味着什么？

苏东海：新国博是“十一五”期间最大的文化工程，是国家把文化建设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具体表现。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苏东海：这个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中来看。

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国最初的博物馆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创办目的就是开发民智，救亡图强，教育成为它天然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是第二个时期，那时候我们学苏联，博物馆的建筑和发展都采用苏联的模式，意识形态很强，为革命服务，博物馆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使命。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余年是第三个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博物馆数量突飞猛进，新建了大批历史类博物馆和纪念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博物馆的现代化成为趋势，众多博物馆都在提高质量方面下功夫；新世纪以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框架内，博物馆事业蒸蒸日上。

记者：“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苏东海：对。2003年2月，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组建成立了国博。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且是在办馆理念上有了新的变化。

新世纪以来，中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文化被提升到“软实力”的高度，备受重视。改扩建后的新国博，既是国家现有“软实力”的体现，也被寄予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厚望。

记者：新国博是咱们国家的一张文化名片。

新国博弥补了中国博物馆界的世纪遗憾

记者：作为曾经工作在博物馆一线、又长期从事博物馆研究的学者，您认为新国博对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有什么意义？

苏东海：大馆发展的方向往往是这个国家博物馆发展的风向标。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以“国家”命名的博物馆，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种标杆的责任。

记者：那么，新国博的发展方向，有什么值得推荐或借鉴的？

苏东海：新国博的办馆理念弥补了我的世纪遗憾。

记者：“世纪遗憾”？

苏东海：1999年，我写了一篇《立于世界高度鸟瞰中国博物馆》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写了20世纪中国博物馆的两点世纪遗憾。一是100年来中国博物馆美学的缺失；二是中国博物馆世界文化的缺少。

记者：您为什么这么说？

苏东海：20世纪初，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者蔡元培，多次介绍西方博物馆的审美价值，但未引起社会重视，因为社会的注意力在于博物馆的教育价值。遗憾的是本世纪我们对博物馆美学的研究和美育实践做得太少了。改革开放后，不光博物馆包括学校美育在内，美的缺失状态还没有根本改观。

国博的吕章申馆长提出新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方向，从历史专题类博物馆调整为历史、艺术类的综合性博物馆的定性，我十分赞同。因为美的奉献是博物馆最原始的职能，是博物馆文化魅力的源泉。国家博物馆带头提升博物馆的艺术价值，我认为对提高博物馆的质量、深化博物馆的改革是有启发意义的。

记者：在国外的博物馆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精品，而在国内却看不到外国的文化精品，这确实是一种遗憾。

苏东海：是的。而新国博要从展示单一的中国文化向展示世界多元文化发展，这化解了我的第二个世纪遗憾。这种遗憾是殖民时代造成的，是不可抹去的历史遗憾。然而历史向前发展了，20世纪末期兴起的文化多元化浪潮，涤荡着旧的殖民文化的恶果，冲击着新的文化霸权的横行。博物馆是文化多样性的天然平台，我国博物馆界开始引进西方文明的展览。

记者：我知道很多大博物馆，像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还有上海、浙江等馆都在以交换展览的方式引进国外的展览。

苏东海：这确实是一种趋势。

这次新国博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做这件事，动作很大。要常设亚洲厅、非洲厅、欧洲厅、美洲厅等，观众将可以常年看到多元化的文化展出。4月1日中德国家博物馆合作的“启蒙的艺术”要开展。

记者：4月26日还有个与秘鲁合办的印加文化的展览。

苏东海：接着准备推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展，同时在罗马的威尼斯宫也有一个常设的600平方米的中国展厅，从而把中外文化交流推向常设化。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系列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战略构想及其实现，对我国博物馆更加开放的改革，更加顺应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应该是有方向性启示的。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