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孩子争取权利”

既然宋女士也想离婚，而当年的判决也认定双方离婚。从结果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同，宋女士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离不离婚都应有我的意见，我不可能接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人离了婚。”宋女士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在2001年的判决中，丈夫的职务还写的是一家焊管厂的经理，但这些年后，他的资产激增已不知多少倍。

如果10年前二人就已离婚，那这十年来丈夫的资产就全是其个人财产；如果推翻了这纸判决，那么这些资产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一旦分割起来，这将是国内财产标的额最高的离婚案。

这样天文数字的财产，宋女士不可能不动心。但她告诉记者，她凭自己的能力也能过得很好，这些财富是她一定要给两个儿子争取的。

宋女士和丈夫都是北京人，原在一家工厂工作，1988年结婚。两人自由恋爱，婚后生活也很幸福，先后生了两个男孩儿。丈夫很有经营头脑，带着妻子下海创业，白手起家，办起了焊管厂。为了生孩子，宋女士回家做起了全职太太。宋女士说，在怀着第二个孩子时，双方产生激烈矛盾，分居生活。

“我生下二儿子后半年，手里没钱，就只好出去上班。他就趁机把孩子抱走了。”宋女士一谈到孩子就难过地红了眼圈。宋女士说，在这十年间，她咬着牙打拼创业，终于小有成绩，公司每年也有不错的收益。

“我的两个孩子是我们正常结婚生育的，如果我现在不争取解决，今后他们肯定会有麻烦。”宋女士表示，如果她能争取到夫妻共同财产属于自己的部分分割，将全部留给两个孩子。

女方欲求离婚无效

为了打这场官司，宋女士慕名找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旭律师代理。虽然陈旭律师代理过很多复杂疑难的家庭财产纠纷，但这份“被离婚”的判决仍然让他吃了一惊。

陈旭律师告诉记者，首先，有权受理此案的法院应是被告宋女士所在地法院，在当年其丈夫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宋女士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河北衡水中院没有管辖权。第二，作为对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最基本程序保证，法律严格规定了法院的送达方式。衡水中院受理案件后，没有采取法律规定的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方式，而是在立案后第三天就决定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侵犯了宋女士的诉讼权利，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而且，仅有的一份调查笔录没有被调查人身份证明等留存，无法证明这次调查的真实性。这个被调查人的证言效力很低，法院却以此决定送达方式、草率处分。

陈律师说，除了程序违法之外，判决中存在诸多错误。对这样一个事关当事人重大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案件，法院却未充分审查诉讼当事人身份，甚至连当事人的身份证、结婚证等最基本的身份信息都没有在案卷中留存。这些问题都应导致原审裁判无效。

让人不解的是，在宋女士提起离婚之后，也就是衡水中院的离婚判决生效十年之后，其丈夫又向河北衡水中院申请更正判决书中的错误，并且提出原审判决未合理处分夫妻共同房产。此后，衡水中院依职权发起再审程序。

近日，海淀法院的裁定书也送达了宋女士和律师：鉴于河北衡水中院的离婚判决，海淀法院不能再受理宋女士的诉讼。如今，这个案件最终该如何认定、处理，就要看衡水中院的再审能否改变当年已经判决离婚的事实了。

为了求证妥善解决论证此案的法律依据，陈旭律师特别邀请国内多名诉讼法学的专家学者论证，专家们出具意见书认为，作为一个改变诉讼主体身份关系的离婚诉讼，衡水中院的原审程序存在管辖错误、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未经合法传唤缺席判决等严重违法行为，作出的判决当属无效。专家们认为，为纠正错误的判决结果，再审程序中应撤销原判，裁定驳回男方起诉。

陈旭律师说：“虽然这只是一起特殊的个案，但其中却蕴含了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如果现存的婚姻关系可以通过这样的诉讼程序予以任意解除，那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社会关系的确定性都将受到严重破坏。纠正此案中的错误处理，不仅是给宋女士一个公道，更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交待。”

记者在3月24日专门给衡水中院发函希望采访核实宋女士反映的问题，但法院接到传真后立即回复记者说，所有采访须经河北省高院批准才行。记者随后又致电河北省高院政治部宣传处，工作人员表示“应该没有这个规定”。最后，省高院接收了记者的采访函，转达给衡水中院。但是，十多天过去了，记者一直没有接到任何答复。

此外，记者根据宋女士提供的两个电话联系此案男方当事人，请其提出意见。其中一个号码没有接通，另一个由宋女士丈夫的公司下属接了电话，其公司同事专门了解了记者所需核实的内容，但表示无法代为回复，将进行转达。截至记者发稿时，还未得到实质性回复。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莹）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