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论道：

追求理性高效告别低质量GDP

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今天，中国已意识到了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种种迹象表明，“低质量增长”、唯GDP至上的模式已迫近社会承载力的临界点。

首先，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根据2006年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3%%。2007年《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0%%左右。

另一个问题则是房地产。据估计，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GDP的贡献高达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严重偏高的房价收入比，使得一些民众只能望房兴叹。不仅如此，房地产更成为许迈永、许宗衡等高官寻租的黄金宝地。

再次，“铁公机”大干快上，质量安全隐患令人忧心。此前出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则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乱投资提供了背书，导致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债务飙升至10万亿元以上。地方官员为了自己任期内出政绩，不少项目赶工，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当然，“铁公机”也是腐败重灾区：铁道部长刘志军、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多位高官落马，河南省交通厅则创下连续四任厅长被双规的纪录。

最后让公众忧心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

低质量增长的危害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低质量增长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业通过污染、偷工减料等途径将生产成本“外部化”，转嫁给社会公众承担;另一方面，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寻租。其结果就是收入分配两极化加速。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诚哉斯言。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成功的大众化?首先，政府应逐步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让市场在资源(特别是土地、金融)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垄断，通过优化竞争“还利于民”。再次，强化政府财政开支的透明度，以舆论监督来挤压政府乱投资、乱消费的冲动。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上的左支右挡，更突显了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最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这是杜绝官员腐败、企业寻租的根本路径。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们的目标，GDP总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们的目标，低质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们的目标。让经济发展真正造福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慢下脚步，让灵魂跟上脚步，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梦想不被经济的车轮碾碎。(华商报刘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