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服务未获发展

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民间机构，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在孟维娜看来，建立智障人服务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让智障人走出去，“走出家门，获得交流，学习，他们的生活品质才能提高，同时获得康复训练”。

而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介绍，现实是，许多智障人没地方可去，从生到死，一辈子封闭在家中或在街上游荡，甚至遭拐骗。

张宝林说，国内登记成立智障人员服务类民间组织很难。在北京，会有一些智障孩子的父母自己组织起来，其中几个家长辞职，把街道附近的智障人集中起来照料，也做一些培训。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这类民间组织很难得到捐款。也得不到政府的扶助，自生自灭。

而70%以上智障人员生活在广袤的农村，更缺少可以接纳他们的场所。

张宝林说，他去过一些西部智障人家庭探视，“家徒四壁，只有一床烂棉絮，狗窝一样，靠周边邻居每天扔一点残羹冷炙生存。”

孟维娜介绍，目前他们在全国10个城市建立了服务机构，但也只限于城市社区。

她说，慧灵找不到挂靠单位，只能在工商注册，无法获得非营利机构身份，不能获得税收优惠，捐赠也大幅缩水。

据了解，北京有100多家为智障人士提供日托服务的民办机构，大多生存艰难。

全国有多少这类机构？中残联相关部门称，没有这类数据。

中残联常务副理事长王乃昆在2010年9月份的中国特奥高峰论坛上透露，截至2009年底，全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仅3474个，仅能为全国包括智障人在内的约11万残疾人提供服务。

智障人处“隐性”状态

这些智障人士居住在哪里、是否有生活保障……关于他们生存状态的数据尚不完备

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55岁的杨远忠是一名轻度智力残疾人。父母早逝，他独自生活，能自己做饭吃，但不会种地。

近10年来，杨远忠一直跟随村里同族的包工头在山西砖窑打工，每年得到两三千元报酬。那里是2007年发生黑窑工事件的地方，他这样的智障工人必须时刻呆在窑厂，走出去，就可能被别的黑窑厂抓走成为黑窑工。

这两年，杨远忠患了严重的胃病，干不动了。他是村里的五保户，但村干部担心他死后需要一笔安葬费用，因此常扣他的五保金“备用”。

现在，他靠前些年打工积攒的一点钱，买米面生存。

杨远忠的处境，或是中国农村智障人员生存现实的缩影，不过智障人群体的生存情况，记者尚查不到相关数据。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敬介绍，目前中国唯一关于智障人的数据，来自2006年的残疾人抽样调查，“这是一个推测数据，并非普查。几百万智障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无监护人？有无基本的生存保障？哪些人面临流浪的危险？我们都不知道”。

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坦承，他们还没掌握智障人员就业、托养、保障等情况的数据。民政部社会管理司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服务机构顾问、香港社工周佩仪介绍，在香港，智障人员有完备的服务体系。

一个孩子出生后，由母婴健康院初步诊断症状，成长到一定时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对其作详细评估。确定智障后，将被建立特别档案，终生有社工跟进服务：在0至6岁，为其联系特殊幼儿中心，接受学前服务；6至15岁，进特教学校；15岁之后，进行职业训练或辅助就业……

周佩仪介绍，香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平均一个人对应约百名智障人员，终身跟踪服务。“有些智障人就喜欢流浪的生活方式。也会有社工保持跟进，定期把他们‘抓’回去理发，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