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三：丧偶后再婚更容易分手

在再婚家庭中究竟是丧偶后再婚的家庭比较稳定，还是离异后再婚的家庭稳定？徐安琪提出，丧偶后再婚者更容易对现配偶不满、失望，而无论分手念头还是最终离婚可能性的概率都更大，尤其是再婚女性；离异后再婚者较少有再次与配偶分手的想法和行动，这或许是因为社会对多次离婚者有更负面的评价，这使他们即使再婚生活不尽如人意也不敢轻易再分手，但也可能是因为离异者与前夫/妻感情破裂，有的甚至怨恨不已，于是，他们往往更珍惜目前的婚姻，愿意采取更积极的方式与再婚对象进行协调适应。

观点四：儒家文化影响婆媳关系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婆媳关系都是最微妙和最难处理的家庭关系。然而，很显然，中国社会的婆媳冲突现象比西方要多得多，中国人对婆媳问题的关注自然也比西方多得多。

而在西方，婆媳冲突却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乃至社会现象中，原因何在？来自爱尔兰国立大学科克学院的程晨、秦博在研讨会上提出，众所周知，西方的家庭是以夫妻为主轴的独立结构，婆婆与媳妇之间的联系并不似中国婆媳那样密切，独立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边界比较明确，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更加分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婆媳之间的利益冲突。相比之下，在中国宗法制的大家族中，家庭成员之间更容易产生摩擦和纠纷，这也是婆媳矛盾的重要来源之一。

上述两作者认为，基督教和儒家对婆媳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必然引导着中西方人们在处理婆媳关系时采取不同的方式。基督教将夫妻比喻为骨肉，而在中国，骨肉通常被用来形容父母和子女。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认为，妻子是可以替换的，母亲却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最亲密的人始终是由血缘联系起来的父母和子女，而媳妇只不过是外人而已，并且，在儒家制定的人伦规范中，夫妻关系被放在了最末端。结婚一词，西方只有一个说法，就是marry，而中国则有“嫁”和“娶”，媳妇“进门”更是中国独有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婚姻并不是两口子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是女人加入到男人的家族中来，而并非西方的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这就造成了媳妇地位的边缘化。

儒家的家庭观注重人伦等级秩序，基本的一条是以长幼尊卑，不可逾越，因而婆婆对媳妇有绝对的权威，而媳妇除了孝顺之外，还须绝对的服从。

在大家庭中朝夕相处更容易产生摩擦，加上夫妻关系的疏离，使得在婆媳发生矛盾的时候，男人的感情更容易倾向于自己的母亲，而不是那个作为“外人”的妻子。这不仅仅是因为单纯的“愚孝”产生的后果，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于“骨肉”情感的维护。

而一方面《圣经》教义并不看重婆媳关系，婆媳之间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圣经》也指出婆媳之间的相处之道，就是互相尊重。而在中国，“孝”无疑被摆到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不仅如此，儒家认为在婚姻中，“情”不是最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义”：“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夫妇双方不但要尽义务，还要顾及其他社会关系。在古代，娶妻主要是为侍奉父母以及传子嗣。因此，如果在这两点上有所冲突，即使夫妻感情再深，也是要“义绝”而去的。

作者认为，我们无需计较夫妻关系视为“骨肉”和将母子视为“骨肉”孰优孰劣，我们也无需辩论独立家庭结构和大家族结构哪个更健康，我们更无需得出基督教比儒家思想先进的结论。中西方不同的家庭生活方式和观念，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经过几千年的浸润，都有着彼此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然而，通过基督教和儒家婆媳观的对比，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良好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意识到彼此有着共同的维护家庭和谐的责任。无论是四世同堂还是二人世界，都应该平等尊重地对待他人，用心经营，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婆媳冲突乃至其它的家庭问题。

来源：中国日报广东记者站（记者 李文芳）编辑：张少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