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在1985 年7月31日，张爱萍将军在北京主持一个会议，邓稼先从基地赶回来参加此会。张将军看见他时，关切地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邓回答：开完会以后去看看病，好像是痔疮，疼痛得很。张将军听后，走出会议室，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自己的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有经验的医生检查后，认为是恶性肿瘤，不让走了，立即住院。其后，在张将军的亲切关怀下，医疗小组用了多种方法治疗，但病情太重回天乏术，不到一年，在363天之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

在1985-1986年，作为中央军委领导兼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和邓稼先同样考虑着一件大事，它是有关在国际核竞赛中我国能否取得强国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到我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事情至关重大。也就是说，在国防核事业方面，如何能够奋勇向前，不被别人卡住、不落后得太远。

因此，在和九院的同志们反复商量后，写成了一个《建议书》，上交中央。这也是邓稼先向祖国最后的奉献。

十年之后，于敏，胡仁宇、胡思得三位院士，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文章简明扼要地写了当年的国际形势：“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自从1945年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后，苏联和英国也分别在1949年和1952年进行了各自的首次核试验，当时，美、苏、英在世界上处于核垄断的地位。核武器的极大破坏性震惊了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发出了禁止核试验的呼声。直到美、苏、英在基本掌握大气层核爆炸的效应数据和完善了他们的地下核试验技术后，三国才于1963年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于敏等三位院士文章中所说的：“核大国设计技术的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若干年来，它们的核武器设计技术发展很快。它们从战略核武器到战术核武器做到了小型化、多弹头，实现了多种不同性能、不同型号。这些核大国已经把大的、小的、远的、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都做出来了。不仅如此，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达到实验室模拟，以取代实际的爆破试验。也就是说，再不用到空中、地下去搞核爆炸试验，只用计算机模拟就能得到通过爆炸试验所需要得到的一切。核爆炸试验对于它们三国来说已经可以存放到保险柜中了。

核大国到了这个水平，它们就想用禁止别人做核试验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核强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