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改革”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记者近日在一些地方采访发现，新一轮改革探索正如星星之火在各地燃起，充满活力的基层实践为步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带来新的经验和启示。

改革“窗口期”，抓住机遇才能破解难题

廖剑镔，２６岁，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一名普通公务员。与人们对“公务员”的通常理解不同，他的身份前头多了两个定语：一是“行政执法类”，二是“聘任制”。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意味着他可能一辈子当不了“官”而留在一线执法岗位上；聘任制公务员，则意味着他手里端的不再是“铁饭碗”，而是“瓷饭碗”。

２０１０年，深圳率先大面积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这个以“中国改革实验场”著称的城市，又在全国公务员改革中吃了“第一只螃蟹”。

谈及改革初衷，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不掩忧患之心：“深圳公务员队伍，危机潜藏已久。在‘官本位’体制和‘铁饭碗’保护下，出现了各种弊病和惰性。拉关系、走后门，潜规则盛行；人浮于事、吃拿卡要屡禁不止。这些问题，不是抓几个贪官、评几个‘不称职’、上几堂廉政课就能解决的，必须对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基层实践者最先发现问题、寻求对策、积累经验、进而推向全国的历史。此次记者所到之处，基层干部群众对十八大报告关于前进道路上困难和问题的论述深表共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很多矛盾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造成的。化解矛盾，唯有继续改革。

２３日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时，恰逢备受关注的温州金融改革实施细则当日出台。这个号称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去年由于“民间借贷风波”“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一夜之间沦为金融风险重灾区。今年春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期在地方金融组织体系等方面先行试验，从根本上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

“原来非常合适的衣服，现在人长大了，不合适了。”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比喻说，“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出现问题源于改革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有差距；解决问题，出路还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严峻的外部环境凸显了我国原有发展模式的不足，转方式、调结构，成为当务之急。而基层现状也表明，发展与改革，已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不改革，就难以发展；不深化改革，就无法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已是牵动中国发展的“牛鼻子”。

“不仅必须改，而且可以改。”在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看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正是深化改革的“窗口期”。外部倒逼催生了改革动力，内部物质、制度准备已然充分，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机遇。

机遇与挑战总是相伴相生。主动出击，抓住了“窗口期”，改革会事半功倍；被动观望，错过了“窗口期”，则将事倍功半，想补课都难。

在全国唯一撤销街道行政层级、实现了区政府直管社区的城市——安徽铜陵，市委书记姚玉舟这样表述他们的改革决心：“宁肯顶风冒雪积极探路，也不愿被逼到悬崖边上不得不改。”

市场取向，简政放权——深化改革大势所趋

３年前，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村还是远近闻名的“问题村”。２００９年底，华口试点“政社分离”改革，成立了街道直管的居民服务中心，把原来少数人抓为权柄的各类事项，转变为程序化服务。村民办事方便了，程序透明了，沟通顺畅了，历史遗留问题逐一得到化解。２０１１年，村委会再次换届，为百姓办实事而树立了威信的党员高票当选村主任。

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发达的城市到欠发达的乡村，在行政体制、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民生、生态、社会管理等诸多领域，记者目睹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创新。而成效明显的改革，大都内含着一种暗合市场精神的价值取向——简政放权，还权于民。

１１月２２日，江苏首家社会组织服务发展中心落户无锡滨湖区，成为这个省社会管理改革的新亮点。各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已成趋势，政府转变职能，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既节省了行政成本，又提升了服务效率。

今年５月，顺德启动“商事登记”改革，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方式，简化工商登记手续，大幅降低民间创业门槛，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改革推行半年来，顺德企业登记数量以月均４０％的速度递增，成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的一枝奇葩。

近两年来，浙江嘉善试水“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形成制度：凡重大决策、重点人事安排、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集体决策；重大民生事项，必须开门决策。此举不仅提高了决策水平，而且增进了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减少了因民怨而生的矛盾纠纷。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如何进一步明确政府定位，确定权力边界，已成为多个领域深化改革的关键。

简政不等于减少服务，放权不等于放弃责任。

２００９年开始实行的深圳大部制改革，是深圳特区历史上第八次、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政府组成部门由４６个减少到３１个，撤掉将近三分之一。

不少深圳市民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前，一辆汽车违规停放，却无法处罚，因为它两个轮子在路面上，两个轮子在便道上。路面归交警管，便道由城管负责，难道两个部门把车子锯成两半来罚吗？

看似荒唐的困境，折射的是“８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式的体制问题。而大部制改革，改掉了政出多门、交叉执法、多头扰民、推诿扯皮的弊端，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打下了基础。

“关键不在于人员多少，而在于坐在窗口后面的是公仆还是老爷。”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行政体制改革处处长刘光大一语道出行政体制改革的精神实质。

冲破阻碍，需要魄力更需要智慧和信心

无须讳言，挫折、反复、失败的改革案例不在少数。

公务员改革，有的顺利推进，有的仅仅尝试了一下就停顿不前。大部制改革，有的巩固了成果，有的很快就死灰复燃，冗员再次膨胀。政社分离改革，有的迅速推广到全省，有的迟迟出不了县，甚至出不了镇、出不了村。

“人走政息”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某项改革搞得红红火火，一旦换一任领导，一切又走回老路，曾经的创新成了昙花一现。

在攻坚阶段推进改革，难度不言而喻。社会承受能力、执行的难度、陈旧法律制度的约束，都决定了基层改革者必须具备勇气、魄力和理想主义精神。而最大的改革阻力是现有利益格局的障碍，甚至，只有“革自己的命、削自己的权、减自己的利”才能推进改革。

２０１０年元旦，深圳在全国率先破冰政企养老双轨制改革，废除公务员退休制度，基本养老与社会保险接轨。阻力是显而易见的：公务员不再坐享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待遇，也需缴纳养老保险，还要补缴一笔不小的数额。谁愿意？

考虑到可操作性，深圳先从新进聘任制公务员改起，循序渐进。同时，对全市４万多名公务员测算了详细数据，做出补偿设计。新制度下养老金可继承、可接转的优势，减轻了人们的担忧。今年，包括原有公务员在内的深圳市养老双轨制改革方案已列入计划。

所有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而打破利益平衡，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再平衡，莽撞冒进不可取，需要的是周详巧妙的改革智慧。

刘光大认为，改革必然会“动一些人的奶酪”，但不能对某个群体造成绝对伤害。比如大部制改革，广东在制订干部安排方案时以人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改革本身也在改革。与当年相比，今天的改革形势、任务和路径都已发生变化，“推倒重来”式的改革思维不符合时代要求。不变的是，今天同样需要义无反顾的改革精神。

令人欣喜的是，接受采访的多数干部群众对深化改革抱有信心，大家相信改革的阵痛是局部的、短期的，收益却是全局的、长远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锐意改革，中国的未来将打开一片崭新天地。（记者 李柯勇 沈锡权 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