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十年评价：由单项突破变为综合改革
新京报：这种取向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转变？
郑功成：1998年，这对于中国社保制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1993年到1998年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各地都出现了医疗费用不能报销之类的问题，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离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到自己应当获得的养老金，失业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所以高层开始意识到这个取向出了问题，就开始着手改革。社保制度也从这一年开始，由被动的配套转为基本的社会制度，独立于经济制度之外。
新京报：1998年为什么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郑功成：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的第一年，有几项改革非常醒目。首先是提了一个“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即确保离退休人员按时领到养老金，确保下岗职工按时领到生活保障金，同时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这些都体现出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开始回复到了社保的本质。
1998年的新一届政府还进行了机构改革，这样管理体制也基本理顺了。以前养老保险是民政部管农村，人事部管机关事业单位，劳动部管企业，铁路、邮政、金融等11个行业还自己搞行业统筹，管理体制非常复杂混乱。1998年机构改革后成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开始有了统一的管理部门，当然今年这次机构改革又将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新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样就好协调了。
新京报：对于这十年的社保改革，你如何评价？
郑功成：这十年的路子肯定是选对了，首先我们恢复了公平的价值取向，只有把握了这个才能谈别的。然后这十年间社保制度由单项突破变为综合改革，之前都是试点，比如这里搞养老保险，那里搞医疗保险，但是1998年就都开始考虑综合改革试点，到2000年中央政府正式确定在辽宁进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验，是一个突破。在这种全面突破中，政府也真正成为主导者，以前政府牵头，但是不对改革承担财政责任。1998年以后政府主导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上，也体现在国家财力对社会保障改革的直接补贴上。
制度化的建设进步也很快，以前的改革大部分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灵活有余，严肃不足，但是1998年过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都有专门的法规规范，即使是各个部门的政策，也都是规范性的规章。还有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如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由银行、邮局发放养老金，不仅更为方便老年人，而且理顺了劳动关系，这也是公平的前提。
新京报：秦晖教授说，中国目前正处于“负福利”模式，就是说收入和地位越高，享受的福利越多，而目前公务员群体的福利保障程度最高，他们对改革政策导向的影响力也最强，所以很多人对社保公平有担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功成：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一概而论，首先社保待遇的差异性不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图，而是有太多客观因素。本来我们城乡差距就这么大，让农村人口现在获得保障的力度和城市人口一样是不现实的，另外城市当中也存在各种差距，包括地区的、行业的等等。所以我们说首先是要普惠，但是是有差别的普惠，再到公平的普惠，只有这个路径才是可行的。比如上海的低保户可能过几年打电话都可以申请补助，但是这在西部就不可能。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还偏大，就算在城市内部，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待遇和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金差异就很大，这种差距需要逐渐缩小，并向公平的普惠迈进。
新京报：你所说的普惠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覆盖社保体制有什么区别，一些人理解这是不是一种制度的回归？
郑功成：我们绝对不是要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保制度。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保制度是分割封闭的，这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非社会化的。里面有很多要素都不同，比如过去是一个单位养到老，还让干部和职工分割，即使是职工也是单位和单位相分割，在这种分割封闭格局下当然不可能公平，而只有社会化才有可能实现公平。
新京报：我们知道在已经实现了普惠制的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反思，比如福利过高是不是会给政府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以及是否会不利于公民保持进取心？
郑功成：我去过一些国家，包括一些福利国家，普惠制的福利保障是民心所向或者说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它是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必要制度安排，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具体的制度安排却需要考虑国情因素。
新京报：你主笔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报告现在已经完成，里面提到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百周年之时，我国将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你的制度设想是以不断提高政府投入为前提，目前我国的财力是否能够支撑？
郑功成：财力是相对的，在任何国家搞社会保障都有财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主要应当考虑国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在国家持续高速发展三十年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全体人民的生活后顾之忧并增进国民福利，应当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继续促使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首先是公共财政要增加投入，其次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再次是动员社会资源，如果能够将全口径的社会保障投入占GDP的比重从现在5%多一点，上升到7%、10%以上，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需求便能够得到有效满足。
新京报：在这样的展望中，你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郑功成：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分配，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是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中央的负担很重，地方的热情不足。造成这个格局的原因，一方面是地方财政相对困难，但还有一种路径依赖。现在是企业找政府，地方找中央。从朱镕基总理开始，中央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下岗职工的补贴是持续上升的，由200多亿一直到700多亿，今年是近800亿，中央财政的负担不断加重，但是地方却没有到位或没有完全到位。
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把社会保障责任划分清楚，然后才配套财权，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应当是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作为担保人当然责任更大，因为不统一的话就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但是有一些社会保障项目也可以地区化，比如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