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阶级斗争为纲——稳定压倒一切——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治理目标“三重门”

1956年，新中国悲喜交集。喜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工业化运动取得重大成功；悲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批民众逃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这直接导致“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落在了中国。此后近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 掀起巨大的政治动员力撕裂中国社会，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社会陷入动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此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直被强调到国家大局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在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社会成员维权渠道不畅、维护社会稳定成本高企的现实中，“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已经大面积演变为考核硬指标，地方官员压力空前增大。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已多次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共同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一个结构更趋合理、运行更趋规范的有序社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的目标。

从社会稳定到有序社会，这一目标转换意义重大。有序是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的，它属于更高层次的状态，稳定是表象，有序则是内在。为此，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课题被摆上议事日程；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探索积极推进；调解被大量运用于司法领域，以期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专家指出，对于行进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稳定压倒一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今天中国的稳定已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来实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成员权利状态稳定，来自于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畅达和利益协调能力的提升。

社会治理结构、方式之变：由人治走向法治，由施压走向合作

综观60年，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随着政府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举措的科学度提升，政府逐渐找准自己的位置，社会管理方式开始从规范管制向科学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掌管一切，包办一切。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大政府变“小”了，大量以前的被管理者于今“翻身”成为管理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既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经济部门，也不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或第三部门。改革开放后，中国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及第三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

60年中，政府越来越“不自由”，人治逐渐让位于法治。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十年动乱，个人崇拜逐渐盛行，约束政府的法制力量完全虚置。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特别是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越来越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经济建设和公民个人权益保驾护航，这意味着政府的头上戴上了越来越多的法律金箍。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开辟了制度化的通道，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一步步严格约束政府依法行政。2003年后，推行行政问责制、政务信息公开……这些重大成就，标志着推进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越来越坚实。

治理不是死的规则而是活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不是统治而是互动。在这样的社会治理观念的指引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上海、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律师在政府依法行政中以专业服务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渐成风气。在上海，市直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志愿团成员每周三次轮流参加市委、市政府的信访接待，每年平均接待来访市民3000多批。杭州市近年正培育和发展社会复合主体，以期形成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对此评价说：社会复合主体让公民有序参与城市的公共治理，不仅使决策科学化，也实现了决策民主化，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完全符合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