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路上的持灯使者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荣幸，和文化结缘早，并让它陪伴我一辈子，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成长得益于无数前辈的提携，在跌跌绊绊40多年生命中，正是有无数双手为我持灯引路，才会有文化相伴我一生。

九十年代初，我曾工作了6年的研究院就在现在的恭王府里，二楼的老木板吱吱呀呀，透过雕花看见紫色的泡桐在春天蓬勃开放，院子里的边边角角匍匐着荒烟衰草，早晨的阳光从窗棂里打进来，逆着光你能看见浮动的尘埃。所长刘梦溪先生把宋儒张载的4句话挂在墙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先生总说，“多好啊，张载的四句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与使命。”这四句话，直到今天想起，还会热泪盈眶，而当年刘先生对着它唏嘘不已的情形更是刻骨铭心。

在研究所，我一个小编辑，却成天跟在大家的后面约稿，我去李泽厚先生家，进了门根本不提稿子的事儿，却高谈阔论美的历程，对面李先生看着我像看小孩儿，看一会儿突然走到冰箱跟前拿一大块巧克力，说，吃。等我说完，拍拍屁股要走，李先生捧着他的《论语新著》说，你把这个拿走。到现在李先生见到我还说，他记忆中还是我20多岁的样子。

文艺美学大家金开诚先生，生病后一直想要找我聊聊天，见面后，他说：“于丹，我们这些老人想了多少年都没做到的事，你做到了。只要我还能陪着你走，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就要说话。”结果这话说了不久，他查出肠癌。动完手术以后，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不能陪着你走更远了，但是这些事情你要做下去。”最后弥留的那几天，《金开诚文集》出版，在第一套文集上题完字后，金先生对师母说：“这个文集放在你手里，交给于丹。我和她通电话她在电话里都哭得不行了，现在这个样子，她看见心里会难受，让她有时间更多地做事儿吧，我帮不了她，我不能干扰她……”所以，金先生的追悼会上，师母一直背着这套重重的文集，直到亲手交给我，师母说，这是他的心愿，我交给你。

前不久去世的任继愈先生，有一次，我去北图找他，任老那时候身体还很好，小小的个子，说话铿锵有力，他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孩子标准答案，“一块小饼干，咬一口，问这是什么，标准答案是月牙，如果有孩子说这是小船就会被判错。从幼儿园就要有标准答案，我们的思想怎么会解放呢？”他学问之深，境界之大，人生历练之过，但同时他不迂腐不衰老，不纠结于细枝末节，他知道建立一个开放标准对一个时代来讲是多么重要……

我们的启功先生，读大学的时候他在中文系教书，我们老问：“启先生，这个字怎么写才叫好呢？”启先生说：“你会骑自行车吗？你死死地攥着车把子试试，不是撞大树就是撞头，什么时候不较劲就好了。”21岁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又问启先生：“你看理科的论文怎么就那么学理化，文科论文怎么写才能学理化？”启先生说：“你自个儿看着什么时候不像人话了就是学理化了。”那时候觉得是玩笑话，但是后来我懂了，便每每教导我的博士：自己的论文首先写得要人话。

文化的大家生命皆通达博雅，生活在这些老人的目光里，会发现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情怀说话。其实，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是一种传承，文化就是很多人做一件薪火相传的事情。所以，无论陈鼓应、刘梦溪、李泽厚，只要这些老人我现在还能看得到，我就不能停下，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因为自己的身上是有托付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你甚至可以不把我看成一个教授，我只是教传媒的，不是教国学的，我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热爱这个文化，因为它支撑了时代，给了我生命的基因。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去感受，那么文化就从来不是远离的，不是冰冷的，不是发黄的典籍需要膜拜。

编辑：马原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