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诗意的时代

1980年上高中，1989年硕士毕业，我非常庆幸自己一生最重要的10年是在八十年代度过。现在想来，中国文化价值的缔结，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阶段。朋友査建英在写《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时候，我们就曾长时间讨论，什么是八十年代的气质？

我高中在四中就读，那时大家都是十四五岁，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养成的时候，四中的高考升学率非常高，但是最让我自豪的却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我们可能还在农村写生、老师还会组织我们看电影、我还和男生挤在一起看世界杯……那时候也知道要考试，而且比现在难得多，录取率是3.5%，但我们敢这样，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剥夺每一天恣肆的青春，没有毕业生被重压成为奴隶的窒息。

本科时，我学古典文学，但大部分时间用来读康德、尼采、黑格尔，读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八十年代给人的最大冲击就是多元化被允许，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还看到了大量西方文艺的解禁。我们常常会想：自己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你可以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时摆在案头，把十四行诗和唐诗一起品鉴，在欣赏爵士摇滚的同时，看山水画徐徐展开；我们迷恋新青年实验画派，喜欢朦胧诗和用生命写作的诗人，我们忘不了顾城为那一代人所作的画像，忘不了海子所说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看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我们涕泗滂沱地读李白、杜甫，读雪莱、拜伦，也以同样的激情去读北岛和舒婷……八十年代被诗意主宰，每个人不是诗歌的阅读者，而是诗意的生成者。那时快乐的成本如此之低，但精神的辉煌却再也无法重新找到。

应该说，我个人的文化气质主要在八十年代养成，它让我一辈子的基调成为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学生有时会问：人到40多岁，你怎么还可以把理想看得这么重？其实，我相信在现实中，每一个人都要被规则说服，都或多或少会让步，但你只有首先把自己长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物种，在现实弥合中才能保持一部分理想成分，如果一开始你就把自己打造成现实主义者，那去哪里寄存梦想？

人生是有季节的

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正好赶上国家号召大学生下基层锻炼。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的印刷厂锻炼，带着户口，到丰台一个叫柳村的地方，待了两年。

这两年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让我明白，文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刚去的时候也有巨大的失落——我们9个人，全都是最好大学的硕士，好不容易进了艺术研究院，还没等做研究，就先下放了。

在柳村，有本书在枕边一直陪着我，是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小时候，父亲就拿着这本竖版的厚厚的很难读的书跟我讲，这是庄子最好的注译本，你只要把它读好就行了，后来这本书传给我。柳村两年里，那本书一直放在床头。就是在那时候，我真正开始亲近道家，并读懂了庄子：什么叫乘物以游心；什么是逍遥游；什么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什么是外化内不化……

人生是有季节的，什么季节相逢什么文化，这是一种缘定，对我来说，不到柳村就不会懂得道家。从柳村回来以后，我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那段时间倒是真正开始触摸并懂得了儒家。

九十年代初是中国文化的蓬勃阶段，多元思想进入争鸣，物质的繁荣开始兴起，整个世界变迁很大。

文化所有个同事叫傅道彬，比我大五六岁，那时他是哈师大老师，被所长刘梦溪先生请来做研究。傅道彬曾对我说，文化从其本义来讲，是周易传中的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是18年前。就在上个月，我和傅道彬再相见，仍然感慨中国终于走到了这样一个多元和开放的文化时代，文而化之这件事情，我们都看到了。

1994年前后，我变得浮躁，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么年轻就在书斋里，会研究出什么名堂？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所以决定考博士回师大，这一次没有选择再进文学院，而是读传媒，此后教的学生带的学科都是大众传媒。当然每天也教诗词课，但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传媒在改变世界，而我们应该观察这种发展与进步。我曾在很多场合公开说，不管大家怎样认为，我其实是一个教了16年电视新闻采编的老师，这个才是我一辈子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