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户口结婚难   梁伟驰 图

集体户口登记卡 资料图片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新城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体户口”的方式落户。这类户籍的奇特之处是，它和民政部门的规定、计生政策相互作用后，只要集体户口者没有在这个城市拥有房产或直系亲属，他就结不了婚。

集体户口为何结婚难

“结婚是人权，怎么可能买不了房子就结不了婚？”从北京大学毕业三年的杨蕾，就被一本房产证和一张集体户口卡阻挡了婚姻。

杨蕾“结不了婚”是因为陷入了由房地产市场与集体户口管理政策组合起来的荒诞怪圈：

杨蕾在广州工作后，成为了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杨蕾也面临这个选择。杨蕾的集体户口如迁出落成“家庭户”，就必须要把户口落在当地房产上。但广州的房子太贵，杨蕾的月薪虽然达8000元，但她和爱人仍买不起房，所以他们就“落不了户”。由于他们的现状已表明“迁不出户口”，所以人才市场就不会把户口卡给杨蕾。没有户口卡，民政局就不愿给她办结婚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仅仅因为她是集体户口与无房一族，她就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这种阻碍了杨蕾结婚的户口，是由业缘关系共同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公共宿舍而立户的户籍。杨蕾要结婚，就得成为“家庭户口”，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而立户。所以，集体户口是介于临时户口与常住居民户口之间的特殊户口。

杨蕾也曾绞尽脑汁想突破这个由“特殊户口”设下的怪圈。

她曾给人才市场写“保证书”，保证“只要把户口卡给我去办一下结婚证，我就在一个月内把户口迁出去”。但人才市场看她拿不出房产证，也就能判断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马上迁出户口去落户的，所以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后，杨蕾就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山西小城，但当地派出所不接收，“往北京广州迁可以，往回迁不行。”杨蕾一家四处托关系，甚至向当地一市级官员求情，但仍无果。她也想过找在广州有房朋友以“表姐表妹”名义落户，最终也没成。

经历半年折腾，杨蕾心灰意冷，只打算回家办个酒席，“证先不领了，太痛苦”。

杨蕾只是“集体户口”结婚难的代表而已。2009年7月，全国数量庞大的外地毕业生(每年毕业生均在600万以上，由此可推算每年在外地就业的学生将不是小数目)，将户口档案从学校集体户口迁出，迁入各地人才市场集体户口。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如果他们买不起房又想结婚，就会面临和杨蕾一样的困境。

但即使人才市场发了慈悲心，把户口卡给杨蕾办结婚证，如果她生了孩子还没有房产，孩子就仍会是身份不明的“黑户”。

1992年始，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地，逐渐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政策，但不少城市户籍制度中仍保留了集体户口“须有住房”才能为子女上户口的规定。

类似的遭遇让杭州市民张剑很苦恼。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成为“黑户”，身为博士的他“深感自己无能”，此皆因为他和妻子都是杭州某人才市场“没有房产”的集体户口。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杭州的房价天价般高高悬挂，买不起房子，经济适用房条件又符合不了，集体户口不让孩子落户，又无法转回农村老家。”

一位户籍在山东枣庄的网友在网上介绍经验，如果夫妻都是集体户口孩子落不了户，就贿赂房产开发商，伪造一份售房合同让孩子落户。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户口即使有了房产，生出来的孩子仍可能是黑户。

已住北京5年的陆欣欣就碰上了这一难题。

她大学毕业后集体户口放在武汉市人才市场，她的丈夫是中科院博士，他们在北京买了房。但由于她的丈夫马上要出国去做研究，集体户口就落在北京市留学服务中心。按北京市规定，此类“学生集体户口”，即使有房产也不能转为“家庭户口”。

就在丈夫出国前，陆欣欣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但由于她和丈夫没有家庭户口，腹中孩子就可能成为“黑户”。为此她伤透了脑筋。

他们计划孩子出生后就带出国，办护照就需要给孩子尽快落户。陆欣欣的集体户口不能带小孩落户，人才市场说只要有亲戚、朋友在武汉，就可迁出正式落户。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愿帮忙，但武汉市公安局不批，于是她只能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江苏连云港，“市公安局说已结婚的不能将户口迁回；未婚才可以”。

连云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给她提出两个方案：让她在当地找个工作，把所有的人事关系都转回来；或者在连云港买个房子，就可落户。陆欣欣不由一声哀叹：“荒唐透顶！”

人才市场倒苦水

对这一户籍怪圈，南方周末记者作了不完全统计：

广州、苏州、沈阳等地人才市场要求集体户口结婚就必须把户口迁走。福州、重庆、西安、兰州、哈尔滨、泉州、杭州、广州等城市多个人才市场规定，无房集体户口的孩子不能落户。北京、宁波、南京等城市子女落户较困难，需要单位开具证明；上海改革后可以落户。这一政策影响了许多人，仅广州、兰州媒体报道称两地就各有十几万集体户。

北京政策莫衷一是。2006年初，北京发生集体户口父亲因孩子上不了户口，抑郁症发作，将亲生儿子摔死惨剧(详见2006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头版报道《无户口婴儿之死》)，同年官方对该规定作了改革：“父亲是北京市集体户口(不包括在校生集体户口和驻京办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子女可随父报出生。”但附加条件是“集体户口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就可为孩子落户”，这又使不少人“卡壳”。

受此困扰的新移民们将矛头指向人才市场。“我们也快被憋死了。”某市一大型人才市场负责人李映辉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

李映辉的恐慌是，“如果放开(让他们结婚)，几万人膨胀成家庭集体户，就成一个小城市。”

该大型人才市场挂有4万多集体户口。由于高校连年扩招，每年新增几千毕业生，而买得起房子迁出去的不过几百人。由于“没人愿意迁回农村，城市户口改农村户口也难”，4万人多数结不了婚。

李映辉称，人才市场之所以不敢发慈悲，是因为“前有户籍政策这么死，导致我们只进不出，后有计划生育国策宝剑悬在我们头上”。他解释，挂靠在此的集体户，流动性很强，无法监督，“万一超生，一票否决，我先被免职，计划生育军令状层层签下来。”

一位不愿具名的户籍专家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你是集体户口，没人愿意为你的超生负责，包括人才市场。所以你干脆就不能结婚。要结婚，你就必须把集体户口转到房产上，才会有街道居委会管着你，保证你不会超生。而在实际效果上，却又逼着大家都去买房子。”

李映辉回忆，有些集体户由于长期被户口卡着结不了婚，结果他们一气之下痛殴人才市场工作人员，“被打得住到了医院”。

被迫无奈，李映辉所在的人才市场同意其中的一千多集体户结婚，“条件是在这城市工作，有单位担保不超生”。

这一千多户在李映辉这个“超级大家长”看来仍像危险的“定时炸弹”，“超生风险很大”。

李映辉一直在绞尽脑汁“甩炸弹”。每次全国各地人才市场负责人开会，他就向其他人讨要“秘笈”：“他们的招五花八门，被逼的都不走正道，有的地方与计生局搞好关系，出了问题不追究人才市场责任。谁都有倒不完的苦水，还不知道向谁去诉。”

李映辉期望公安局放开政策，充许集体户“无房可以投亲靠友落户”。但公安局说他们说了不算，“问题是谁说了算呢？”李映辉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