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在《王阳明法书集》的序中写道：“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的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守仁)的名字。由于他的哲学思想高超、警策、简明，又由于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奇特、宏富，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知名度是其他许多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王阳明(1472一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中国古代的哲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叠起了一座高峰，比之汉唐经学在理论思辨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而阳明之学则是中国儒学的最后一个高峰，成为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因而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不仅仅是哲学家，他在教育上也堪称一代宗师，他重视人才，认为“今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所望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他身体力行，文韬武略，卓有建树，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巨人。王士稹对阳明先生有极高评价，他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言、立功，皆居绝顶。”此即所谓“真三不朽”、“兼三不朽”。

“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这是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馆记》中赞誉贵州山势磅礴的一段话。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及欧美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其渊薮。1996年盛夏，一批海内外学者，来到贵州高原，来到“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的地方，参加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庄严隆重而又热烈和谐的气氛中召开，在阳明学研究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会议是国际性的，说明王阳明学说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贵州和中国，而且远播海外。阳明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还将对人类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在贵阳举行，意义是重大的，犹如研究孔孟必到山东，研究二程(程颢、程颐)必到河南，研究朱熹必到江西一样，研究阳明之学，不能不到贵州。

明宣宗正德元年(1505年)，兵部清吏司主事王守仁，因为戴铣、薄彦徵诸人鸣不平，言辞甚为激烈，不惟痛斥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而且触怒了至高无上的皇帝，由此惹下了一场大祸，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往贵州，谪贬为龙场(今修文县城)驿丞。次年由京城出发，盛夏来到浙江钱塘，历尽千辛万苦，过江西，越湖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于正德三年(1508年)春，辗转来到贵州。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心学从此昌明。明清之际，阳明之学，风靡一时，李贽、黄宗羲等大家，都自认是“王学正宗”。后来扬波海外，传到朝鲜、日本、越南，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也极力推崇王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土”，认为这种新的学说，对于当时的社会，“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并“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遗憾的是，人们只知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却没有充分重视王阳明成道于贵州。其实，“龙场悟道”对阳明心学的形成实在太重要了，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

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夫先生，是一位研究王阳明思想而有名望的学者。他本是要来参加在贵阳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但因其他事务不能分身，于是便发来一封贺信。信中说：“贵州是阳明的良知之学的诞生地，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不仅是冈田武彦夫先生，所有崇敬和研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人，都把贵阳修文的龙场，看成是“王学圣地”。

其所以称为“圣地”，是因为王阳明学说诞生于此，并从这个原点开始，形成他的心学体系。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由“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等理论构筑而成。龙场大悟之后，消除了“心”与“物”二者之间的隔膜，阐发了“格物致知”的新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辟开了从心理层面上论述人性的蹊径。他以“心即理”为出发点，解开了“知”与“行”纠缠不清的死结，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是“龙场悟道”的精髓，它在“心即理”与“致良知”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走上了一条通往“良知”的道路。当然，“致良知”的论题是他后来在江西南昌才提出来的，但仔细研读他所写的《象祠记》，实际上在贵州已经萌发了这种思想。

其所以称为“圣地”，是因为王阳明学说的传播，最先是从贵阳开始的，贵阳是王学流传天下的始发地。阳明学术有成，于是聚徒讲学，首先创立龙冈书院，“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致使龙冈成为最早传习王学的地方。继而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一时间，“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者如堵焉”，大开自由讲学之风，传播王学，故《阳明祠碑记》写道：“明阳之学，言于天下，由贵阳始也。”《明史·儒林传》说，王阳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然在其弟子中，最先得“知行合一”真传的弟子在贵州，他在《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了汤伯元、陈宗鲁等16人。

其所以称为“圣地”，还因为以贵阳为中心分布着大量与王阳明有关的名胜古迹，要瞻仰王阳明的遗迹必到贵州。贵阳市属的修文县，是王阳明在黔遗迹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他初至龙场读《易》的“玩易窝”，有默坐了悟的“阳明小洞天”，有龙场人民为他建造的“何陋轩”，有他自题的“君子亭”和宾至而歌的“宾阳堂”，有他创立的龙冈书院(后改为王文成公祠)。还有他手植的两株古柏树，有彝族土官安国亨为他题的“阳明先生遗爱处”和蒋介石所题的“知行合一”牌匾。在修文城外西北蜈蚣坡下的“三人坟”，刻有《瘗旅文》碑记，这便是王阳明哭诉客死吏目的地方。他被收人《古文观止》的另一名篇《象祠记》也是在龙场写的，文中所说的象祠，就在与修文毗邻的黔西县境。如今修文又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阳明园，它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王阳明学术研究中心。王阳明在贵阳讲学的文明书院，遗址尚存。贵阳扶风山麓的阳明祠是“奇秀独绝”的游览胜地，祠中有王阳明坐像及画像，以王阳明为主题的碑刻汇集于此，海内外亦属罕见。王阳明游踪所至的地方，如陆广河、木阁山、天生桥、南庵、南霁云祠、栖霞山来仙洞、易氏万卷楼、太子桥、二桥、三桥等，都在今贵阳市境。以贵阳为起点的旅游东线上，也有许多王阳明的遗迹，如玉屏山、铜鼓洞、镇远旅邸、飞云崖、月潭寺、七盘岭等等。

贵阳的王阳明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来到“王学圣地”，犹如到山东瞻仰孔林、孟庙、颜庙一样，许多名胜古迹，可以引人怀古之思，想见阳明先生当年的种种情景，想见其人、其事、其为人、其情操，想见其著述、其诗文，其高超、警策、简明的哲学思想。从学术的意义上讲，贵阳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即研究王阳明学说，贵州学术界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广泛搜集、整理、出版有关王阳明的资料，还要深入研究王阳明的思想，包括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特别是在“拨乱反正”之后，有必要对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重新认识。从更深的层次上讲，阳明心学为什么不产生于繁华的京城，也不产生于他自幼生长的江南水乡，而偏偏发端于僻静的贵州山区，这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又耐人深思的问题。王学不仅最先在贵州传播，而且流传广远，在贵州形成了“王门后学”，这是以往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了的问题，也很有深入发掘的价值。

几百年来，“龙场悟道”始终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据说仿佛是在一场大梦之后，竹子使阳明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于是便产生了阳明心学。其实，这抹杀了心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省略了若干重大情节，留下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悟道”并非凭空冥想，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阳明心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产生于明代中叶，这是时代的呼唤，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思想上的折光反映，是对居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反叛和冲击，也是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然而，这种新思想产生于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期间，又有其特殊原因。王阳明在受了廷杖之后谪贬龙场，万念俱灰，唯生死一念未曾了却。在抛弃功名利禄之后。他清醒地看待现实，冷静地省度程朱理学，“仰而思焉，俯而疑焉”，终觉“支离破碎”，“学术不明”。在寂寞、苦闷、彷徨之中，他终日端居默坐，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盂之道。这一改变，使他跳出了引经据典、以经解经的窠臼，开始独立思考，走上了一条与朱熹不同的路。他以极大的勇气，切中理学家们坐而论道、不切实际、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时弊，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打破了思想界的沉寂，开启一代新风。当他身临绝境的时候，是龙场人民给了他生活的勇气，给了他“悟道”的灵感，使他奋然站立起来抗争，建树自己的学说。“居夷”三年，龙场人民给予他无私的援助，这种淳朴、善良的民风，与朝廷中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习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善良的人民，纯朴的民风，使他体验到“恻隐之心”的可贵，自然而然地回复到孟子的“良知良能”说，感到只有“去私欲”才能“存天理”，于是豁然开朗，大彻大悟。在这种幽静无染的万山丛中，他深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天理”与“良心”息息相通，于是得出了“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相通”的结论，确立了“心即理”的基本立足点。由此看来，没有彼时彼刻的特殊环境，没有惨淡的人生，没有虚一而静的心态，没有龙场人民给他的灵感和宝贵的启示，就不可能有作为王学起点的“龙场悟道”。

王学一产生便在贵州传播开来，而且后继有人，出了“黔中王学”，这也不是偶然的事。从全国来看，贵州地处偏远，儒学在内地已有千年的发展，而贵州的儒学教育至明代才渐渐兴起，而且在明代前期尚不发达，因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深入人心，程朱理学在贵州造成的影响显然也小得多。正是这个程朱理学统治薄弱的地方，作为一种“异端”的王学在社会上受到的阻力也相对要少得多，以致人们很快为之倾倒，许多人成了王阳明学说的信徒。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明代中叶以后，禅宗中兴，巴蜀禅宗大盛，不少禅宗诸人来贵州传法，明清之际达于鼎盛，这对于“援佛融道”的王学来说，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人们在受到禅学濡染的同时，很容易接受王阳明的思想。王阳明在黔期间，他的学说已经传播开来，他创立龙冈书院和主讲文明书院，培养了第一批弟子。他离开贵州以后，贵阳的王学颇盛，嘉靖十三年(1534年)黔士崇祀王阳明而建阳明书院，其后八年，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贵州提学副使蒋信又建正学书院，他所提倡的“正学”，就是阳明心学。王学影响逐渐扩大，在思南有王阳明再传弟子李渭主讲的为仁书院，南清平(今凯里)有王阳明再传弟子孙应鳌创建的学孔精舍，有江右王学大师邹元标主讲的都匀鹤楼书院，南皋书院岜因纪念邹元标而得名。此外，崇尚王学的还有瓮安的花竹书院、铜仁的铜江书院、程番(今惠水)的中峰书院、偏桥(今施秉)的兴文书院、思南的大中书院等。

黔中王学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是一段被忽略、甚至被遗忘了的史事，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只字未提，后世的研究者也不加留意，反而认为贵州是儒学的一个空白。固然在王门后学的研究上，《明儒学案》的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在明末清初的战乱环境中，资料缺失也在所难免。对于这点，黄氏本人也有所感触，他说：“一人之见闻有限，尚容陆续访求。”还希望“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他的缺漏，他的未竞之业，责无旁贷地应由今天贵州的学术界来完成，来弥补，这也是贵阳王阳明文化独具特色的地方。发掘资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近年来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的资料，并提出了“黔中王门后学”的概念，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成绩，但还有待深入。黔中王门的特点，一是通过办学扩大王学的影响，二是在著书立说中发挥了阳明心学的某些观点，其代表人物有孙应鳌、李渭和马延锡。孙应鳌有书传世，在《孙文恭公遗书》中，《淮海易谈》、《四书近语》、《教泰语录》等都是哲学著作，有其独到的见解，至少是一家之言。李渭、马延锡等，目前见到的材料不多，往往有目无书，或者只存一些片断。倘能深入发掘资料，加深理论研究，不但可以补史之缺，有助于研究王学在西南边疆的流传情况，而且将进一步拓宽王阳明学说的研究领域。

贵阳的王阳明文化，尽管具有区域文化的性质，但因为它处在王学形成的源头，意义非同一般，与王学由贵阳而全国，由中国而世界的传播相一致，在许多方面，它都将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产生较大反响。这是一笔丰厚的人文资源，而且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文化资源，它蕴藏着无尽的宝藏，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贵州被视为“蛮荒之地”、“文化沙漠”，外界看不见贵州历史文化的风采，贵州人也自愧不如别人，无形中使外界与贵州产生了一层隔膜，障碍了贵州的进一步开放，欲变此，宣扬贵州文化，势在必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举世闻名的王阳明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来到贵州，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闪现出人类智慧的火光，创立了一个新的学说，这是历史给贵州留下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足可使天下人仰慕。要增强文化保护意识，把它提高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站在世纪之交，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如果说振兴贵州要重视经济资源的话，那么，只有当这些经济资源与人文资源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显现出无穷的威力。如果说旅游是一种资源的话，也只有与人文资源融为一体，才能提高它的文化品位，丰富它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