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军由“基于威胁”建设转入“基于能力”建设

1991年以前，不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冷战时期，美军建设目标总是“基于威胁”或“基于事件”的。冷战结束后，美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因“基于能力”建设更强调自主性，更注重灵活性，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军新的战略选择，即立足于采取最新技术和特定方式，推断未来军队可能的能力需求，“努力选择、发展和维持一揽子美国军事能力”，不仅“可战胜当前的威胁，而且拥有可制、阻潜在敌人发展危险的新能力。”

对于“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的军队建设思路，当前我军部分官兵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的倾向于应建设一支以应对各方威胁为主要任务的“基于威胁”型军队；有的倾向于建设一支能打赢未来战争和完成非战争军事任务的“基于能力”型军队。对此，必须结合实际，认真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取舍。具体来说，应将“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只有立足现实威胁和未来战争双重需求，恪守战斗力标准，始终基于威胁、基于任务、基于能力搞建设、谋发展，才能扎实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世纪之交，“网络中心战”曾作为美军建设的战略重点

美军的“网络中心战”理论，从提出到很快付诸实践，是美军对信息时代战争规律性把握，和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有效运用的科学应对，也是美国争夺21世纪军事制高点的集中表现。

对此，我们应认识到两点：其一，“网络中心战”的威力仍在发展中，更在于引领了一种全新的作战理念。它“聚焦于改变军队做事的方式，而不是改变军队所做的事情”。它主张以网络为中心来思考和处理作战问题，通过作战单元的网络化，实现战场信息共享和协调行动，最大限度地把信息优势转变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充分发挥整体作战效能。其二，它的作用有待观察，但却能为优势方提供军事干涉的借口。美军网络司令部就一再强调，当面对网络空间外来侵入和威胁时，可随时主动攻击，先发制人。

“网络中心战”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上升为战略规划，人们不难看到一条信息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新型作战理论牵引部队建设、不断拓展部队战斗力新增长点的军事力量建设的清晰路线。

它给我军的启示是：应善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不断开辟部队战斗力生成的新领域，使我军传统优势与新技术、新理念得以最佳结合；应善于创新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理论，寻求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能力生成新路子，防止人云亦云，陷入对手的“理论陷阱”；应始终瞄准强敌，通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体化信息系统，掌握不对称信息技术优势，努力提升我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