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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简史

2006-07-26 09: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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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佛教传自我国,而且一衣带水,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之下,它所呈现的信仰方式与内涵也有所差异。一千多年来的繁衍、发展,无论站在宗教实践或学术研究的立场,都有了解的必要,现在我们从佛教的传入、各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及特色,作简明的叙述。

 

   中日佛教的来往 

  一、飞鸟佛教

  飞鸟佛教,一般指佛教传入到大化革新(***五)期间。由于推古天皇致力佛教兴隆为国策,而天皇定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所以这个时代又称飞鸟时代。 

   佛教初传的时间

  日本隔海相望于中国,加上自古中日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佛教的传入日本是极为自然的事。据《扶桑略记》所载,继体天皇十六年(五二二),汉人司马达等,由韩国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田原结草庵,供奉佛像,这是民间流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

  佛教正式传入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为公认的是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载,钦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金铜释迦像、幡盖和经论等,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

  初传期的社会情势。另有主张奉佛的苏我氏,则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氏族之神。物部与苏我二氏之争,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是围绕在佛究竟是福神或是厄神的问题上,而不是佛教义理上的争辩。最后,尊佛派获胜,苏我稻目便舍其向原的房舍,改建佛寺,取名为向原寺,这是日本有佛寺的开始。后来又有造像、放生、造塔、建精舍、受戒、出家等佛教建设和仪式。

  圣德太子与佛教事业

  日本初期佛教的弘扬,最大的功臣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从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开始摄政。他改革政治,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更大力弘扬佛法。曾诏令大臣在御前讨论佛经,设无遮大会,创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礼请百济、高丽等地的高僧至日本讲学;亲制《胜鬘》、《法华》、《维摩》等三经的义疏;又派遣小野妹子来中国求学,也设置僧官制度和颁布僧尼令。

  圣德太子更制定“十七条宪法”,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全民“笃信三宝”,标明以佛教为国教,将佛教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为根本精神。由于太子笃信三宝,亲自下诏兴隆佛法,而使当时的佛教绽放灿烂的光彩。

  圣德太子虽然深信佛法,却也不废除本来的神只崇拜。那时的社会是信仰与祭神并行,他们信仰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观世音、弥勒菩萨、四大天王,而且以消灾、延命、治病、祈雨、护国等,作为崇拜的目的。他们是以求神的心态来奉佛,祈求平安如意的现在利益。

  太子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六二二)病薨,时年四十九。有名的“天寿国绣帐”是太子妃缅怀太子,命宫女绣制的。上面绣有百字铭文,内有“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一语,道出太子对宗教体验的感言,日后被视为太子的至理名言。

  二、奈良佛教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五)是日本一次重大政经改革,史称大化革新。从大化元年到迁都平安京,约一百五十年间,因为建都于奈良而称为奈良时代。这是日本律令(刑法、行政法)政治的全盛时代。

  圣武天皇的佛化政策

  推古朝以来,兴隆佛法一直是国策,圣德太子时代的遣隋留学生、留学僧们,在这个时候相继回国。他们在大化革新中,于建立新国家体制与佛法弘扬上担纲大任。

  在奈良初期,以圣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在位)最热心佛教事业的推展。他以佛教思想来建设国政,曾度僧三千,又花费十年的时间建立壮丽宏伟的东大寺,殿内供奉的奈良大佛,堪称世界最大的佛像。以东大寺为中心,在诸封国各建有国分寺,法华寺为总国分僧(尼)寺。各国分寺都有封户与土地,国家希望藉着僧尼的修持活动,达到护国的目的,成为祈祷守护国家的佛教组织体系。

  这一时期的佛教,分为传来佛教、贵族佛教和都市佛教三种。传来佛教是由朝鲜、中国传来,可说是纯粹的佛教;贵族佛教流行于上层社会,受皇室保护,思想较保守;都市佛教则因寺院建在都市内外,受当地风俗薰习,是为混和的日本佛教。

  由于佛教兴隆,进展迅速,又受到历代天皇的尊重,逐渐有政教不分的局面。到了奈良时代末期,律令政治动摇,宫廷腐败,社会经济动乱,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佛教僧侣也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以致流弊丛生,僧侣和寺院也渐趋衰微。

  佛教事业

  延续着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元正天皇及圣武天皇都设有“施药院”和“悲田院”来救济贫病的人民。

  日本文学以汉文学为主,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产生了不少佛教诗歌。中国美术品和美术家的不断输入,也助长了艺术的发展。目前东大寺所保有当时的美术工艺品、雕刻、绘画、铸造、刺绣、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中,可窥知奈良朝的艺术风光。此外,写经运动的提倡,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还有寺院和贵族私设的写经所,对于广布佛法及日本文化有很大贡献。

  奈良六宗

  这一时期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有六家,称为“古京六宗”,就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中,三论宗、法相宗属于大乘教,成实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这四宗都是根据“论部”创立宗派,所以称为“论宗”。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二五),高丽沙门慧观前往日本,在元兴寺弘扬三论宗,被推为日本空宗的始祖,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开始。七世纪末(天武皇朝),百济僧侣道藏也至日本宣扬成实宗,不过在当时没有独立成宗,仅附属于三论宗。

  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唐朝僧侣道璿带着《华严章疏》到日本,开始了华严宗。圣武天皇非常重视华严,他以东大寺为华严本宗,以华严思想来实现他政教一致的理想,所以当时的华严宗可说占有帝王宗教的地位。至于律宗,在鉴真律师到日本之前,虽然已有戒律的讲学,但尚未设立戒坛。鉴真律师历经许多风波灾难,经过十一年,第六次才如愿抵达日本,举行传戒大会,日本才正式有了律宗。

  奈良诸大寺中,大多是诸宗并存的,研究者也多数是诸宗并学,学风极为自由,他们不限在某一寺院,而是经常游学于诸寺之间。

  这一时期的佛教,含有现世利益性、国家性、学术性的特性。一般说来,奈良时代的佛教在教理或活动方面,只是传承中国,还没有新的发展。

  三、平安佛教

  佛教与政治关系

  奈良末期,政治颓废,社会秩序混乱,桓武天皇希望藉重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国风,在延历十三年(七九四)迁都平安京,揭开了约四百年历史的平安时代的序幕,这一时期约从桓武天皇到后鸟羽天皇(七八一至一一九八)之间。

  平安佛教依然以护国为目的,佛教学问的重心还是以南都为中心。在平安前期,以最澄、空海从唐朝传入的新佛教最受瞩目,信仰的倾向逐渐由显到密;到了后期,因为天皇大权旁落、摄关的垄断朝政及武士阶层的抬头,战事频繁,寺院为了自保,而有僧兵的设置,后来僧兵却受着时政的牵制,背佛而行,仗势横行,加上天灾不断,于是末法思想与念佛法门应时而兴。

  最澄大师与空海大师

  最澄(七六七至八二二)较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年长七岁,两人都是在十九岁时入山修行。最澄因目睹奈良佛教腐败现象,于是登比叡山结庵自修;空海则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两人同在延历二十三年(八○四),随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最澄直访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受天台法脉,道邃并授予大乘菩萨戒。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在等待归航的一个月期间,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总计留唐八个月,在延历二十四年归国。

  空海则展转到了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龙寺惠果门下,受到惠果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次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

  最澄与空海同样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然因所修及专攻的不同,带给日本佛教界的回响自是不一。

  最澄归国后,呈请天台法华宗独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六)获准,这是天台宗正式开宗的一年。天台法华宗在理论方面以《法华经》为根本,并配合禅、密及大乘戒,四宗融和是其特色。最澄主张显密一致,在他的教学体系中,密教系统最为薄弱,后来经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入中国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为鎌仓佛教的思想源流,而且平安朝后期的日本文化与艺术也以此地作为中心。

  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坛的设置,深深影响日本佛教。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最澄宣布舍弃东大寺所受的小乘戒,并上呈《山家学生式》,说明大乘戒坛的设立是要培养“国宝、国师、国用”的大僧,然未获核准。翌年,又撰《显戒论》,依旧未准。直到最澄圆寂后的第七天,才获敕许。翌年,日本佛教界开始实行他的新制度,传授大乘戒的戒坛于是正式成立。

  空海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 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

  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又仿唐朝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都可入学,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又在《十住心论》一书中,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的变化并不大,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在修行仪式的日趋复杂,而引起意见上的争执。

  在最澄和空海来唐前后,也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叡、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

  开创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平安末期的净土思想

  平安朝末期,武士阶级抬头,加上地方官吏、豪族的专横奢侈,社会秩序呈现动荡紊乱的局面,佛教各大寺院也受到波及而产生僧兵之乱。传统的佛教制度开始动摇,新的宗派也乘着不安稳的政局脱颖而出。最先出现的是含有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和惠心源信为代表,后来发展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等,以及从台密蜕变出来的日莲宗。禅宗的临济与曹洞两派也在此时兴起。

  最澄的弟子圆仁(七九四|八***)入唐之后,传回五台山的五会念佛法门,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后天台宗内部渐渐兴起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原则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观为主。

  有“市圣”之称的空也,在民间传播净土思想,以称念佛号为主。源信撰著《往生要集》,将一百六十多部经典中有关净土的教义编列一起,系统地阐释弥陀教法,并以此为结社念佛的指南。此书对鎌仓净土教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台宗系的念佛者良忍是融通念佛宗的创始人。南都三论宗系的永观、真言宗的觉鍐都是净土思想的提倡者。

  因此,奈良时代的国家性、学问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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