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吸引了不少烈士的后人前来观瞻。

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

一个地方纪念馆耗时6年、行程8万公里统计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死伤人数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内，走过“志愿军烈士墙”的人们都忍不住停下脚步——这面墙的正中间标着一个数字：183108——这是最新统计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数目。

抗美援朝的烈士数目，曾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敏感话题。183108，这个数目来自一家地方纪念馆耗时6年行程8万公里的追问。

辽宁省丹东市英华山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说：“一切只能以事实来说话，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来做。”

文/图 本报特派丹东记者 邱瑞贤 王丹阳

尹继波是1986年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工作的。一开始，他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一项艰难的工作

抗美援朝纪念馆被丹东本地人俗称为“抗馆”，这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系统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题材馆。1993年开馆后，前去丹东寻找先烈、缅怀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亲人的外地人特别多。

然而，很多人都失望而归。除了战后遗体被运回国的战斗英雄和团级以上干部，许多普通烈士毫无音信，加之资料缺失，许多家属都找不到亲人。

“我们有个想法，能否收集一套完整的烈士名录？”尹继波说，“做这项工作，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怀念。”

他承认，自己当时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1993年开馆的时候，为了有数字公布，我们专门派人去国家民政部清点志愿军烈士名单。一页一页地翻，当时去了两个人，点了半个多月。”

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份专门记载抗美援朝烈士的名录，就志愿军烈士人数，众说纷纭。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牺牲人数。

在国家民政部等部门的名单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烈士都被混在了一起。“这个数字比较笼统，比如1952年牺牲的，有可能是在国内反敌特斗争中牺牲的。我们自己定了个标准，明确标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才算在内。”尹继波说。

搁置了一段时间后，纪念馆又想出了第二个办法——到各个省市县的民政局去问。“从1996年开始，抗馆向全国两千多个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发出了抗美援朝烈士征集函。”纪念馆当时认为，只要发信给各地民政部门，对方统计后一回信，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尹继波没有想到，最终民政部门的回信只有可怜的几十封。“不知道是没有收到还是不愿做这项工作。”他很苦恼。就这样，统计工作再次搁置。

追问是为了获取真相

2002年~2003年间，这个老大难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我们决定派专人专门做这件事。先到国家民政部寻找支持，再到全国各地民政部门一一实地拜会，要求落实。到2008年，纪念馆派出的专人历时6年，跑遍了全国30多个省市。”

当时具体负责统计工作的抗馆研究部主任詹奇说：“从2003年到2008年，我到过全国2788个县，行程8万公里。多亏全国民政系统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最终收集到了目前为止国内最完整的抗美援朝资料，足足装满了一辆三轮车。这项工作填补了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没有一套完整的烈士统计资料的空白。”

在这份最终得出总数为183108的烈士统计名单上，详细记载了每名烈士的姓名、籍贯、参军年代和职位、牺牲等情况，十分具体。 “不能给烈士的家属再留遗憾了。”尹继波说，抗馆准备将全部的烈士资料汇编成册、印刷出版，并建立电子查询系统，以方便后人查询和缅怀。

“我们尽力了，当然，这个数字也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烈士，只能说是目前能收集到的比较稳定的一个数字。”尹继波说，“事实上，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长，战场情况复杂，战时不可能将烈士全部安葬到烈士陵园，很多都是就地埋葬，或分散葬在朝鲜各地。战争本身的惨烈程度给战后的烈士伤亡数字统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正因如此，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得出统计数字之后，马上就被军事博物馆引用了。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由于经费问题，我们只能派出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出去，投入的经费就要十多万元。现在我们不光抢救人，还要抢救文物、史料。老兵去世后，他的亲属可能认为抗美援朝不算古董，如果重视就留下，不重视就可能扔掉了。我们心里很急。”尹继波感慨地说。

“做这个追问，我们想法很简单——让烈士安息，让年青一代知道抗美援朝留下的精神价值。西方国家有人总纠缠我们的伤亡数字，我们就要提供事实，告诉他们那些想法都是想当然的。”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编辑：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