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卫报》网站6月22日报道，世界杯三十二强队伍的民族构成向我们展示了过去五百年来全球移民浪潮留下的烙印。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土著文化的摧残使得现在智利队、阿根廷队和墨西哥队的球员几乎全是欧洲后裔，澳大利亚可以算作是“大洋版”的例子。

当年欧洲殖民者占领了美洲大陆后，往往会从非洲引进大量黑人奴隶，因此现在巴西、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乌拉圭和美国等国的非裔在总人口中比重较大，形成了欧非混居的局面，尽管美国的拉丁裔也成为了一支独立的族群。在整个美洲大陆来说，足球仍然是穷人和青少年移民改变命运的一种途径。在厄瓜多尔，非裔厄瓜多尔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厄瓜多尔队几乎都是非裔球员。

现如今在西欧也是如此，受两股移民潮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球队阵容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两股移民潮发生在去殖民化运动和战后经济爆炸式增长时期，在此期间，英格兰吸纳了非裔加勒比团体，德国招收了土耳其裔劳工，法国开始吸引法语系非洲人，比利时吸收了刚果人，而荷兰吸收了苏里男人。

在这些国家，变化的球队民族结构引发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各民族成功融合的积极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是虚伪的挡箭牌。在许多极右翼评论家看来，球员在比赛前唱不唱国歌是检验其是否是一个合格国民的试金石。

在过去二十年中，涌入欧洲的难民和经济移民也在足球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意大利拥有了该国首位黑人世界级球星马里奥·巴洛特利；瑞士队有三分之二的球员是移民后代；非裔德国球员和非裔西班牙球员都各自在其球队中站稳了脚跟。与此相反的是，在更东边的一些国家——例如波黑、克罗地亚、俄罗斯和希腊——尽管他们各有各的民族多样性，但其球队队员都是白人。

本次世界杯上，球队民族结构最单一的国家要数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数量都很少。但是在球场边的看台上可以看到它们自己的移民团体的身影——有19世纪末去圣保罗种植咖啡的日本后裔，以及韩裔美国人。这些离乡背井的团体在情感上和语言上都还和故乡保持着联系，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宜兰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伊朗队主教练卡洛斯·奎罗斯征召了出生在瑞典、荷兰和德国的伊朗裔球员。阿尔及利亚队中有十六名·球员出生在法国，但他们却选择了为这个北非国家效力。

无论代表哪国出战，职业足球运动员几乎都不是苦苦奋斗的移民。他们的工作就像金融业和各类专业服务一样，对技术要求很高并且报酬丰厚。在喀麦隆、尼日利亚、加纳和科特迪瓦这四支西非球队中，92名球员里只有六人是来自各自国内的俱乐部，而其中还包括4名门将。

球员的国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克罗地亚队和西班牙队就分别归化了巴西人爱德华多和迭戈·科斯塔。只有英格兰和俄罗斯没有归化过海外球员，他们的本国球员在国内联赛中踢得风生水起。

综上可见，2014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界民族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美妙画卷。一个国家的球员、球迷和教练组的民族构成都是不尽相同的。荷兰人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是少数几个执教欧洲球队的黑人主教练之一。拉美球队没有一个非裔或美洲土著主教练。加纳队和尼日利亚队都选用了本国主教练，而喀麦隆队和科特迪瓦队都是由欧洲主教练执鞭。

国际足联已经开始调查部分阿根廷球迷和墨西哥球迷合唱种族主义歌曲的行为，以及少数克罗地亚和俄罗斯球迷打出极右倾向甚至法西斯主义标语的行为。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哪支国家队和本队球迷具有一致的民族多样性。要想从电视上进行合理的人口调查是不可能的，因为赛事报道的画面都是经过严格筛选之后才播出的，但即便如此，东道队巴西队的现场球迷还是以 白人居多，哥伦比亚队也是如此。我估计欧洲球队的情况也一样。

把民族性和阶级属性结合起来，就可以解释少数民族在职业足球中为何被过度代表了，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少有少数民族的球迷能花得起大价钱去现场看球赛，以及为何少数民族主教练寥寥可数。

待世界杯大幕落下以后，国际足联也许会把注意力从管理球迷和打击公开的种族主义行为上转到其他方面，比如私底下的制度化种族歧视和偏见，以及越来越尴尬的世界杯——这本是一个普天同庆的盛会，现在却成为了富人的专属。

作者大卫·古德布莱特著有《球是圆的：足球世界史》一书。

（译者 Leedish 编辑 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