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名族独立、民主自由、人民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遗产。当今，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途上，这一精神遗产激励着两岸同胞、全球华人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的决心和斗志。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年，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儿女人人有责。
七、修《总理年谱长编》时的轶事
约1930年，国民党中央召集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诸元老编写《总理年谱长编》。经林森、于右任等举荐、劝邀，先祖任职国民党党史纂修，以辛亥元老资格编写《总理年谱长编》。虽然此职的薪俸待遇较低，步行上班，但因孙中山的伟大业绩，编写《总理年谱长编》成为元老们共同热衷的事业。大家即敬业又惬意，除在一起商讨“年谱”大事外，还常常闲聊起反清、讨袁护国、护法等轶事。比如凌霄老人曾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脑后中弹，清军以为已死，天黑时苏醒过来，死里逃生，幸免一难。凌霄老人述说着当年如果加上他，历史上就会是黄花岗七十三而不是七十二烈士了，一面拉着先祖的手抚摸其伤疤。有天先祖下班回来，还讲了一件惊险的事件：早上参加纪念总理周会，临毕，突然枪声连响，先祖闻枪声看到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长）被一新闻记者用枪击倒，警卫击倒了记者，记者临断气还在呼喊：“杀卖国贼，杀卖国贼！”可见全国上下对卖国贼的同仇敌忾。
民国元老们经常在各种场合谈论并唾骂蒋、汪当局背叛总理遗志，对蒋已达一己独统全国的局面，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消极抗日，企图消灭民主力量，贪污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局面。元老们不断上书当局，要求正本清源，希望改变现行国策。当局面对这些年老气衰，手里没权的民国元老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上书提案不予回答，石沉大海。我想，当局能容忍这些老者们，是认为秀才造不了反，翻不起大浪。还想留下这些元老们可以给他们装点门面。先祖说：“越深入研究总理的民主共和思想，越痛恨蒋当局误我中华”。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先祖痛斥蒋、汪“国子蛋”，误我中华、误我黎民百姓，“国子蛋”绝对没有好下场。历史应证了老人的预言。
蒋当局始终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对民主力量。外伯祖刘治洲在上海与各界人士举行抗日反蒋大会，蒋闻讯大怒，密捕外祖，蒋本欲暗杀，因碍于社会舆论。后经张群、冯玉祥、于右任、先祖窦应昌等大力营救、得以释放。先祖和父亲接外伯祖刘治洲来我家南京金银街六号休息。母亲见到外伯祖又黑又瘦心痛的流泪说：“伯父受苦了”外祖说：“淑端女，不哭不哭，伯伯这不是好好的吗？”一面拍打着身子骨一面说：“伯伯坚强的很，他蒋介石是打不垮的。伯伯想吃咱西府家乡的油泼辣子臊子面了，给伯伯做去。”母亲欣然走向厨房。先祖和外祖这两位国会议员又开始了慷慨激昂的国是研讨，一致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好比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在南京修《总理年谱长编》期间，先祖与同仁创立“石城诗社”，又同孔子后裔孔德成创立“首都庚子讲经会”，定期在夫子庙朝天宫升坐讲解国学，集研经义，发扬中华文化，愿“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西安事变前先祖应昌居住南京，时任杨虎城将军的顾问，经常商讨国是，杨虎城将军来南京必来我家，先祖回陕西也必拜会杨将军。西安事变前夕，杨虎成将军曾电召先祖回陕。先父前往迎接先祖。“西安事变” 事发，先祖途中被蒋介石军队关卡阻挡于潼关，后被迫无奈返回南京。
八、回陕宣传抗日救亡，宣扬中华国学
“九一八”事变后，先祖密切关注时局，力主自新、自强，反对当局不抵抗政策，反对腐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南京政府迁渝前，在林森、于右任等人的关照下，先祖于1937年9月离开南京回陕西。当局迁渝后来函请视事。先祖致复以“晚年服务于桑梓，宣传抗战为己任”承国民政府林森主席、张继、于右任、焦易堂、居正，诸院长亲函鼓励，重庆政府宣布先祖为名誉纂修。
先祖回陕西后，任“中华国学社”常务理事，先祖应昌与外伯祖刘治洲于西安碑林创办国学讲习所，先祖任监事长和主讲师，宣讲国学，弘扬中华文化，宣传抗日。回凤翔后，先祖主持陕西国学社凤翔分社事务，并于行司巷23号创办“庚子讲经会”，任凤翔县修志馆总纂等职。平时除参与地方公益社会活动外，时刻心系民族存亡与兴衰。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大敌当前，民族危亡，团结抗战，枪口一致对外，抗日爱国，匹夫有责，全民抗战，宣传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延续史，我们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道理。”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纪念总理周会上、体育运动会上、课堂上、群众集会上、庙会上、田间地头上。晚年的祖父，时刻不忘启蒙民众，唤起民众，深入浅出的宣讲国学，宣扬中华文明，讲中庸和睦、仁爱仁义、尊老爱幼、多做善事。每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九、赈济救灾
1929年（民国十八年）西北大旱，陕西尤重，秋夏两料庄稼甚至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饿殍载道，鬻妻卖子，妇女、儿童、老人死者甚多，触目惊心，极为惨痛。先祖在北京心急如焚，对我祖母言道：“家你自己照料吧！陕西灾情严重，我必须马上回陕”。先祖赴陕后和焦子静等会同陕西省政府组成陕灾急救会，任会办兼山西永济妇孺收容所长。奔走于京、津、沪、穗、豫、晋、陕之间，诉说灾情，呼吁捐款、请赈，日不喘息。克己奉公，慨捐所储，先祖每月由陕西省政府发给银币80元，他一概捐献。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陕灾延续更惨重，先祖又以急救会代表身份与朱子桥（庆澜）向南京政府及华洋义账会报告陕西的严重灾情，争取到大笔赈款，减缓陕西灾情，救济部分饥民得以生存。
我小时候经常听说“民国18年年馑”、“民国21年年馑”，不甚了解。有一天，我问祖母啥叫年馑？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年馑就是饥荒年，哎呀！我的呀呀（西府语，意思是我的娘呀），一提18年、21年年馑，头皮都发麻，惨得很啊！天大旱，没收成，就是天杀人的荒年馑。娃呀，吃馍再不敢掉馍蛋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