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主动参与政治表达和社会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活动。他们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特征，使许多人担忧其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一个主动寻求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正确的做法是用前瞻的视野评判他们的未来，用平等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来促使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里的“政治明星”

广东安道集团办公室主任魏小明，1982年生于四川。2008年，魏小明当选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80后最年轻农民工人大代表身份使她成为广东的“政治明星”。

2002年8月，中专毕业的魏小明来到深圳，跑了2个月人才市场，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进了一个塑胶工厂做一线普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与高温相伴，车间没有空调，汗水如洗，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魏小明没有放弃，工作之余还坚持看书和学习函授大专。当选人大代表让她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工作之余，魏小明会走进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倾听农民工朋友的诉求，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使魏小明在人大会议上屡屡为农民工群体权利鼓与呼。谈起这几年在人大履行职责的经历，她说：“第一年，我关心的是社保转接问题。第二年，我的议案是为外来女工购买生育保险。因为在深圳，对于持有深圳户籍的女性而言，她们在生育后的有关费用是可以报销的，非深户则不行。2009年4月，这个议案被深圳市采纳，所有外来女性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第三年，我又呼吁将农民工职业病纳入工伤保险范畴。”

魏小明认为，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农民工维权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不必偏激地以暴制暴。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过去普遍有所增强，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敢于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法律意识更强，不会逆来顺受，一样可以向老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安道集团80后女工何雪青举例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增多了，负担也比过去重，在春节前，我就和公司领导提出要加工资，这是我应得的报酬。领导虽然是我们的上级，但在工作中我们是合作的关系，不是强制命令。”

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将自己的调研重点放在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上。康厚明在两会提交的议案，就是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可持续较快增长。

谨防话语权“悬空”

浙江义乌市是全国最先探索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的城市。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参与权、表达权、选举权的诉求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曾经担任过义乌市人大代表的农民工邓如如说：“一方面农民工的政治权利诉求越来越高涨，另一方面在许多地区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实现不多。政府应该像保障农民工经济权利一样，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

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落实在制度上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义乌市人大副主任楼林禄说，一是代表名额分配难，二是选民资格认定难，三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加了选举成本。

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一项针对湘、粤两省农民工群体的问卷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的关注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在调查的1256名农民工中，对国家大事表示“关注”和“非常关注”的占74.7%。但同时，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5%。

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印迹，政治权利实际上容易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工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由于制度安排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