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则认为，在婚姻观转变的过程中，组织及社会舆论等传统约束逐渐丧失，而新的责任和约束又没有很好地建立，是造成我国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的症结。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以‘情人’、‘包二奶’为耻，反而作为成功的标志来炫耀，这不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而且反映了组织以及文化等社会约束机制的瓦解。”

离婚成本低也会促使离婚时的轻率。汤晓明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共同处理并采用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但在离婚时，弱势的一方并不完全清楚对方的具体财产，法院虽有权调查财产，但受法规不健全、监管漏洞以及执行成本大等因素影响，调查被转移财产并非易事。

“比如，一方有1000万元财产，转移掉一半，其离婚成本就大大降低，离婚时就不会过于心疼，也为婚姻的后续挽救断绝了后路。”

善待婚姻慎对离婚

婚姻中出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学会处理和化解。有业内人士表示，“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婚姻”。

“婚姻中的问题处理是非常有讲究的，可以尝试去网络甚至通过学校开设专门的婚姻家庭课堂来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汤晓明说，“如我们的文化非常讲究‘面子’，如果一方尤其是女方在家庭中的收入要高一些的话，要注意另一方的心理感受，不能表现太强势，‘咄咄逼人’，否则另一方就可能会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如果率性而为的话，长期累积，就会危及到婚姻关系的维持。”

“婚姻不仅关系到个人，更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安排。”于海建议，“这不但需要婚姻双方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社会义务、责任有深刻的认知，而且要建立社会救疗机制，如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婚姻家庭心理咨询网络，把引导问题家庭参与心理咨询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抓。”

目前，兰州、上海已在试点“离婚劝和”机制，“婚姻家庭咨询师”也已在多个城市开展业务，这都是婚姻家庭社会救疗的有力探索。

而法律救济也是社会救疗的重要途径。汤晓明建议，婚姻法要进一步加强对弱势方以及无过错方的权益保护，如明确对无过错方的财产及子女抚养等问题上的偏向救济，变模糊的标准为明确可操作的标准，同时，要加强法院甚至考虑律师对家庭财产的调查权益，避免家庭共同财产被转移的情况，为无过错方提供必要的权益保护。这样，离婚成本的提高不但会使离婚不那么轻率，而且会使结婚也变得更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