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力量推动预算公开

回望预算公开的路径，实际上就是民主法制前行的历程。公民推动、地方试验、高层决策，三方力量共同发力，才渐渐掀开裹在“钱袋子”上的幕布。

民间力量推动预算公开，广东似乎又领风气之先。2009年2月，深圳“海归”老板吴君亮在深圳人代会前夕发表公开信，建议深圳继续推动公共预算公开进程。吴君亮和他的志愿者们陆续获得了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等部分中央部委,以及深圳、焦作等地方公共预算报告。

从2006年起，“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李德涛等向15个中央部委、18个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案的申请。“没有想到广州这么快就能回复我们的申请，更没想到能够在网上公开预算”。2009年10月16日，李德涛被告知，广州市2009年114个本级部门预算全部内容都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可以免费下载。李德涛颇感欣慰。这是广州市首次在网上公开年度“账本”，也是中国各级各地政府中首次公示所有部门财政预算。

“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就在这一天，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的批示不经意间成为中国预算公开的标志性事件。张杰明还表示，以后部门预算获得人大通过后，都将在网上公开。一个月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会上表扬了广州市的民主政治做得不错，特别提到了广州市财政局的预算上网。

广州预算公开后，每天网络点击量高达3万人次而陷入瘫痪，而此前该站一个月的总访问量才3万人次。尽管有人质疑预算报告的公开程度不够、预算编制不够公平，但公众和媒体几乎众口一词为广州敢于“晒”账本叫好，认为意义非凡。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说，民间力量是推动预算工作进一步走向公开透明化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褒奖，李德涛等公民推进政府预算公开被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评为“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之一。

就在广州市财政局开始晒政府“账本”的当天，上海市财政局对李德涛们提出的财政预算公开申请作这样的回复：所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因而“不予公开”。但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在广州市预算公开20天后，上海市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市级预算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却来了个180度转变。该方案称：上海市本级政府预算、部门预算、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等4项财政收支信息将公开。

其实，推动预算公开离不开众多“热心”公民的持续发力。又如上海律师严义明2009年1月曾分别向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申请公开财政预算、决算的信息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这些“热心”公民以锲而不舍的努力撞击体制内累积的改革惰性，致力于拉开预算的神秘面纱。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民吁请预算公开的同时，甚至之前，地方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预算公开的试验。民众从参与式预算、预算听证等民主“时尚”中看到了预算公开的影子。从2005年开始，浙江温岭市新河镇进行了参与式预算试验，台州市委书记陈铁雄把推广新河改革提到了“提高财政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高度。2007年，江苏无锡和黑龙江哈尔滨等城市也在区、街道进行参与式预算试点。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1月举行了涉农三个部门的预算听证会，开启了地方人大预算听证之先河。从2008年年底开始，上海市闵行区连续两年组织预算听证会，对政府预算进行“把关”。近年来，河南焦作财政信息网公开了有关预算资料和工资情况。还有，2004年来，四川、湖南、甘肃、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区人大常委会推动的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公开，成为打造“阳光预算”的又一利剑。这些试验的一个鲜明的共性是，国家权力机关作为预算公开中的重要“推手”。

众所周知，中国的每一项改革，几乎离不开地方或基层的试验，这种自下而上的试验模式可以把改革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但改革的辐射和功效往往靠自上而下地推展。预算公开也是如此，广州市的试验可以视为一个偶合的试点。正如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说，“决定‘试水’预算上网这个事没汇报也没请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而作为。”

制度对预算公开写得明明白白，总不可能“只打雷不下雨”吧？如果没有广州的先行，试验的种子也会在另一块土壤里萌发。有了制度安排、民间推动，又有局部试验的成效，高层推动预算公开水到渠成。果然，在广州试验两个多月后，即2009年12月24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落实审议意见报告时表示，“将会继续推动中央部门预算公开，争取再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使所有的中央部门预算都向社会公开。”

“公开后的预算必然招来公众的评论、挑刺，从而促进预算的细化、可读性和民主化。这将是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大变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表示，预算公开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