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遭遇西方“围堵战”

“苹果将为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出力。”谈及为何在美国建厂，蒂姆·库克首先提到这一点。无论库克是否言不由衷，对美国政府而言，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和“政绩工程”。根据相关统计，得益于“再工业化”的带动，仅在2011年，美国制造业就新增23.7万个就业岗位。

无疑，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本应该属于中国，但这并非最值得担心的事情。罗文说，“美国在重振制造业过程中频出的系列举措，往往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这对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制造业构成了严峻挑战。”

2012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光伏电池及组件的双反仲裁结果，将对中国输美的太阳能电池征收14.78%至15.97%的反补贴税和18.32%至249.96%的反倾销税。而仅仅在两天前的10月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依据其“有罪推定”原则发布调查报告，以华为、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提出五项阻止这两家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建议。

两起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时间如此接近，会是巧合吗?

“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重新回到以传统工业为主的旧经济结构，而是对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发展战略的修正，是利用发达国家自身在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新的层次和新的起点上全面提高本国工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本质上，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采访中，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为本刊记者分析，从近期看，这一战略是出于缓解由严重失业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从中期看，是着眼为经济复苏提供强大推动力而作出的发展布局;从长期看，是试图掌控后危机时代新一轮技术革命主导权而进行的长远谋划。

问题在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恰逢中国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因此中美两国难免在一些产业上形成某些“交集”，构成直接竞争。

罗文表示，“在这场竞争中，美国会凭借领先的基础研究能力、强大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优势，率先抢占制造业制高点，加紧从技术、标准、规则和市场等方面设置门槛，通过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强进口控制，并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大对我技术输出的控制，使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的难度增大。”

事实上，美国采取上述贸易限制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一方面，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中国新能源产业近年来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并且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中越发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华为和中兴通过不断增强研发实力，已经成为世界高端信息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佼佼者。

显然，美国人不会容忍“再工业化”战略刚刚启动就遇到威胁，更不会容忍对手在自己的市场中成长起来。因此，通过频繁制造贸易摩擦来打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工业出口中的高端产品，以抑制中国制造业体系的突破，便成为意料之中的选项。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的光伏企业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际，来自美国的大量跨国资本又开始蠢蠢欲动，意图通过低价收购来‘斩草除根’。”采访中，有专家强调，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贸易摩擦问题，而是中美制造业战争进一步强化的体现，“今后中国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能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通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打压，来抑制我国制造业体系的突破，进而遏制我国的有效崛起。”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罗文进一步谈到，从以往的经验看，承接国外高端制造业，充分利用好随之而来的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可以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契机。但在“制造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影响下，美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投资及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吸引在华高端制造企业回归，使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逆转移”，从而减少了高科技跨国公司在中国技术溢出的机会，延缓中国制造业前进的速度，使得中国与美国高端制造技术的差距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