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鼓动员。不过，要找到导师，找到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所有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4〕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周刊〔5〕，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工厂车间里发生了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积极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通教育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和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注释〔1〕本文没有署名，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2〕张国焘的自称。〔3〕此处俄文稿有误，应为“前年”。〔4〕即罗章龙。〔5〕应为《劳动音》周刊。　（实习编辑：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