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195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这样，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

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