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的最快，也转的最好。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当时队伍驻扎在里仁学堂，经过激烈的讨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认可，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文家会议后，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经莲花县时，被派去联络江西省委的联络员宋任穷回到军中，他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信中谈到“宁冈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只枪。”毛泽东又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但是，要想上井冈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泽东才将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各地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谈谈工农武装割据是如何开展的。
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都需要有人牵头，都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就蓬勃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