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本期访谈特别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先生。迟先生称政府转型构成了我们整个转轨时期政府经济学的一条主线。

【主持人】：迟院长，我觉得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的政府和市场的这种角色问题，我们不仅应该放在当下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还应该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1年的背景下。就您的观察，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经济学界和中国的思想界目前就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他们有哪些共识，有哪些分歧呢？

【迟福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重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政府和市场作用的一种磨合的历史；是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市场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的一个历史；也更是政府从不断转型，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更有效发挥作用的历史。

从我的研究来讲，我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在政府转型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在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在一定阶段充当经济建设的主体，比如说众多项目的直接投资主体，有历史的客观性。这是一个历史，这是一个必要经历的过程。但是到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尤其是市场主体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就要从经济建设的主体转移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上来，不可能说你就成为一个直接的投资者、直接的建设者、直接的参与市场的竞争者。这个时候你要从直接的建设者转向经济性的公共服务。

什么叫经济性的公共服务？比如说你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比如说你宏观经济政策的预见性、稳定性，再比如说你重要的基础设施，再比如说你有一个好的市场环境。这些事情是市场对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发挥有效作用的一些基本职能。所以我这些年来关注的或者是研究的重点课题是政府转型。我觉得政府转型构成了我们整个转轨时期政府经济学的一条主线。

随着我们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政府的转型也要经历一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在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性的结论，也就是我所在的中改院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历史性的提升。

我们过去30年通过极大地提高经济总量，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就是说生存性的矛盾是一个主要矛盾。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SARS危机到现在，尤其是后五年，尤其是03年到08年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养老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住房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包括旅游的问题。消费的热点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热点有什么变化？就是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

2008年我们国家消费排在前三位的：第一是食品；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医疗。这是排在前三位的。如果放到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远不是这样的情况。从消费的这样一个转型能够透视出我们国家已经由以解决人的生存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开始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尽管说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变，但是矛盾表现的特征发生了变化。我们如何来解决人的自身发展所涉及的一系列民生问题。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真正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拉动消费需求，恐怕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