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国门——为民富国强

敞开国门并不只有“开放”一项内容，“开放”也并非1978年后的中国的专利。可以说，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有几年时间自我封闭外，新中国一直在调整大国之门开门的方向和力度。

共和国成立伊始，美国拼命搞“封锁、禁运”，新中国自力更生，同时以务实的开放态度，向苏联及东欧等国家打开大门，保持香港这个国际性通道的通畅。这种选择性的开放被证明是成功的。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

共和国执政者也意识到，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开放局限性很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学习的对象“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的内容是“一切真正好东西”。

可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以及如何运用它，中国一度并没有搞清楚。由于执政经验的不足，一些认识和实践出现失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上，新中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奉之为绝对真理；政治上，新中国对国际形势发生误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导致国家贫穷落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极为困苦。

1978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再次敞开国门。中国运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政策，让中国产品走向全世界，创造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但是，这种仅依靠低成本的人力、物力和环境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内需不足，国内资源、能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伤痕累累等后果。同时，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国际收支失衡，盈余太大，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高涨，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转移到内需和科技进步上来，已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任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功，将是新中国继解决全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对世界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在广泛变革的世界大势下，打开国门越是深入，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稳定等遭遇的挑战越大。中国的崛起必然影响到一些西方势力的利益，于是在“中国威胁论”的别有用心的鼓噪下，西方媒体的妖魔化报道，敌对势力利用人权、宗教、价值观等进行渗透和破坏，在新时期不但没有停歇，而且花样翻新。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达赖、热比娅之所以在海外有市场，即源于此。

融入国际社会，也给国家安全注入了新的内涵：保障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如外部能源的安全供给，中国企业、公民在海外的安全，等等。为承担与中国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安全责任，体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同样要求中国军队“走出去”有所作为。中国海军出兵索马里护航即为积极的应对。